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黄老师

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就是说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自此之后，我国财政学界就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效率型的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讨论，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和措施。但是，这些讨论大都属于对策性研究，所提出的财政对策最终是否会奏效并不清楚，也就是说，没有分析这种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如果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财政政策很难发挥作用。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9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经济学”或“内生增长理论”及其财政政策含义，为我们今后的讨论提供理论依据。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众所周知，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是索洛（Solow，1956，p. 65-94）和斯旺（Swan，1956，p. 344-361）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把经济增长解释为生产要素（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该模型表明，只要投资超过重置破旧机器的必要水平，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从而人均产出就会增长。然而，尽管该模型预测出短期的人均增长，但资本积累最终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这时，人均产出停止增长。用索洛的增长模型来说，假定储蓄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即S=sY，且这些储蓄全部用于投资，则资本积累方程是：

dK/dt=sY-δK （1）

由于资本的收益是递增的，当投资只能足够弥补折旧（δK）时，方程式（1）所表明的资本积累过程最终会达到稳定状态。这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为零。尽管如此，该模型确实把注意力集中于试图理解技术变化的性质，因为如果有技术变化，新投资不一定出现收益递减。凭直觉来看，增加完全相同的机器虽然资本存量增加了，但收益无疑是递减的。可是，如果每台新机器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就不会发生收益递减。尽管新古典长模型的创建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构建出技术变化模型。

阿罗（Arrow，1962, p. 155-173）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2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实际过程联系在一起指出，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术语来描述这一过程。后来，罗默(Romer,1986,p.1002-1037)在开创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时又拾起了这种思想。相对于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而言，内生增长模型认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就得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为什么不会发生的原因。要解释这个问题并非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因为积累的生产要素不变收益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同时发生。收益递增意味着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从而不可能达到竞争性均衡。因此，内生增长模型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使企业层次的收益递减，而使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至少）不变，所以总是要保持对投资的刺激。企业层次的收益与整个经济层次的收益之间的偏离，说明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差异，继而说明政府的政策具有潜在作用。

简单来说，解决企业收益与整个经济收益之间偏离这一问题的大致方法有两种：或包含人力资本，或考察技术进步（也可称之为知识创造或发明或革新）。这两种大致方法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建立“知识”积累模型：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人力中；在技术进步模型中，这种知识假定内含于机器或产品中。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知识积累过程的模型化。

首先，考察卢卡斯（Lucas，1988，p.3-42）建立的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第一，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种思想可能表示为如下微分方程式：

（2）

式中，h代表人力资本，δ代表正常数，（1-u）则是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增长率成正比。因此，一般的政策含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至关重要。第二，卢卡斯指出，一国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每一企业的单个生产率。换言之，存在一种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意味着社会最适增长率高于私人增长率：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因为在他们的自身计划中不包括其投资的外部效应。当然，这正说明了政府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中的作用。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的行业中有所不同这一事实，而且，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培训和工作经验，因此，人力资本一般与特定行业有关。卢卡斯指出，倘若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最好引导资源流向这个行业。可是，市场力量不会实现这一结果，因为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具有外部性。

其次，考察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建立的以技术进步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面临着这样一种决策，即在研究与开发（R&D）领域投资多少；而研究与开发活动反过来又会发明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研究与开发投资决策取决于研究与开发的效益和成本。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效益是产生新产品，企业卖掉这种新产品取得利润（该模型假定对新产品的生产拥有产权）。因此，该模型隐含着一大堆有关市场条件和知识产权的假设，最终是为了说明企业具有稳定的需求条件。研究与开发的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获取的知识。假定企业获取的知识越多，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成本越低。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企业过去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因此，每个企业都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受益，这就是说研究与开发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换言之，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了，而这种公共知识存量可以被其他所有企业免费利用。这种外溢效应或者说技术外部性的存在说明政府政策要发挥作用。

上述考察的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 1991, 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 1997, 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我们看到，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即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而且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然而，内生增长理论则通过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

（一）线性生产技术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假定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与人均资本是线性关系，即：

y (t)=ak (t) （3）

式中，a是一个常数（技术系数），且a>0。假定人口不变，典型个人的目标是使无限时间期间的效用流量折现值最大化，则增长率g的决定方程式是：

g=(a-r)/σ （4）

式中，r代表时间偏好率，σ代表不变边际效用弹性。从中可以看出，只要a>r，人均增长率就是正的。因此，技术系数a决定了增长率，而且能够影响该系数的任何财政政策都会影响增长率（Rebelo, 1991, p. 500-521）。

（二）外溢效应

解决资本收益递减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假定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存量或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而后者对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又具有正效应，避免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趋向于零。

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阿罗（Arrow, 1962, p. 155-173）的思想，他认为，知识的取得（即学习）与经验紧密相关，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积累额。用比较正规的方法来说，即典型企业的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Y (t)=f (K(t), A(t)L(t)) （5）

式中，A (t)代表知识或人力资本存量，是一个效率参数，对在时期t雇佣的劳动力数量[L(t)]的影响是正的。因此，技术变化是一种增加劳动力的技术变化。必须注意的是，知识存量将提高每一工人的效率，但知识存量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一种共用品，因为所有工人的效率都可能同等提高。

此外，根据阿罗的观点，知识存量是经验的函数，而经验又是过去积累的总投资E（t），因此，该函数的形式是：

（6）

式中，0＜μ≤1（Arrow, 1962; Shesinski，1967，p. 31-52）。如果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则典型企业的边际资本产量的决定方程式是：

（7）

而对于作为整个社会的计划者??政府来说，由于要考虑物质资本投资的外溢效应，则边际资本产量是：

该模型表明私人边际产量与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因为私人企业没有考虑其投资决策的正外溢效应，而政府则考虑了。因此，这是政府干预的一个原因：必须要提供刺激，以便经济中的投资水平趋近于政府选定的水平。

由于政府考虑了产生新知识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而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只是考虑了比较小的知识的私人收益，所以，根据罗默（Romer，1986）模型，同社会最适状态相比，在竞争性经济中，在任何时点的消费量太高，而研究数量太低。因此，引导私人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的财政政策都会使福利提高。此外，消费增长率在社会最适状态下总的来看也将提高，因为，“在较低的初始消费水平情况下提高初始投资率，最终会导致消费水平提高”（Romer，1986，p. 1027）。为了达到社会最适状态，政府必须选择能使知识的税后私人边际产量等于社会边际产量的税种（如一次总付税）和投资补贴。

（三）生产性公共资本

过去，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看法，即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改变这种看法，特别是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 1970）最先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他们建立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Y(t)=F(K(t), G(t), L(t)elt) （8）

式中，K（t）代表私人资本存量，G（t）代表公共资本存量（这是纯共用品），l 代表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这是外生给定的）。公共资本存量也存在于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因为这个变量具有双重作用。例如，教育既有对生产率的正效应，也具有直接的效用收益；又如公路，企业在其生产活动中可以利用，个人也可以利用。

巴罗（Barro，1990，p. 103-125）也采纳了公共服务对经济中的生产机会具有正效应的思想，但不同的是，巴罗假定公共投资的流量而非公共资本的存量直接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中。他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9）

式中，IG(t)代表公共投资的流量，α代表产出对公共投资的弹性。为了给公共投资融资，政府按税率τ对家庭的所得征税。假定预算是平衡的，则公共投资的流量由下列方程式决定：

（10）

利用政府预算限制，增长率的决定方程式是：

（11）

该方程式表明，与罗默模型一样，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在长期不会趋向于零，但不同的是，这里是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具有正效应。为了找到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所得税率，需要求对C′/C的τ微分，并令该结果等于零。最后的结果表明，实现最大增长率的条件是τ＝x。

巴罗等（Barro and Sla-i-Martin，1992，p. 645-661）考虑到如下两种情况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政府提供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有品以及具有拥挤性的公用品。结果他们发现，在第一种情况下，一次总付税优于所得税；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而可能优于一次总付税。这是因为在一次总付情况下，对投资的刺激太高，其原因在于它们没有考虑到公用品的拥挤效应。

（四）人力资本投资

索伦森（Sorensen，1993，p.73-93）利用并扩展了卢卡斯（Lucas，1988，p.3-42）模型，明确地分析了财政政策含义。他假定政府征收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以及一次总付税，同时政府对教育收费或补贴，这两者与花费时间提高技能水平而放弃的收入数量成比例；此外，政府提供诸如学校建筑或师资等基础设施，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他的分析结果是：提高对资本所得征税只影响利率，因此在长期降低了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但是，如果政府提高学费，对劳动所得征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如果政府补贴教育，对劳动所得征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然而，对资本所得征税仍然没有显示出对增长率有什么影响。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收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因为政府通过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而提供生产性服务。因此，正如包含公共投资而直接影响生产函数的巴罗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对资本课征的最适税收不等于零，这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此外，索伦森还阐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那么，政府就应当给予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那么，政府就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五）研究与开发投资

罗默（Romer，1990, p. 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可以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的生产部门。上述的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依据罗默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概括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

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至少表现出两个实质性变化：第一，30多年来新兴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提出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运行，或者说财政政策无效。可是，内生增长理论这种“新经济学”则认为，政府仍需要适当干预经济，财政政策在促进内生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过去的经济学包括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劳动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然而，内生增长论提出的财政政策首先认识到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投资是具有生产性，并重点在于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投资。

三、着重考虑的四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综合（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深入研究，我们首先简单介绍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

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因是某种不可观测的数量。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 （12）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Ｋ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 （13）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这种衡量指标也称为“索洛剩余”或“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索洛剩余”、“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三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的问题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时提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源泉？丹尼森（Denison，1967）在《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英国、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九国1950~1962年期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3.3％中，42％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4.8％中，64％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森久雄（Kanamori，1972）在《用什么来解释日本的高速增长率》一文中指出，日本在同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0.％中，60％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陈坤耀（Chen，11979）对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较研究得出，在1955~1970年期间，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46.5％、55.2％和56.4％。而根据舒元（舒元，1993）的测算，我国在1952~1990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0.3％。

我们再来看一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下表列出了选择国家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该表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早期工农业化国家在5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比较高；第二，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可是，我国1952~1990年期间的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仅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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