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12春《中国文学史专题（一）》 第七章 汉代诗歌
福师12春《中国文学史专题（一）》 第七章 汉代诗歌第八章 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FAQ
第七章 汉代诗歌
一、简述乐府名称的含义及其变化。
乐府的原义是指音乐机构官署。后其转义变指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诗体。一般情况，汉人把从民间采来的诗篇叫“歌诗”，如“吴楚汝南歌诗”，而把贵族文人之作叫做歌，如刘邦的《楚歌》，司马相如的《郊祀歌》。后来为区分入乐与否，便把在乐府机关里编采和演唱的诗叫“乐府”，把未曾入乐的诗叫“诗”或“徒诗”。到了六朝，六朝人把合过乐曲，或能够合乐的,具有音乐特色的诗篇,统称为“乐府”。由于诗之唱法与乐谱的散失亡佚，入乐演唱的歌诗变为只可吟诵的案头诗歌。唐人用乐府旧题作诗，把这类诗称之“ 古乐府 ”或“古题乐府”。此外，还有一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作（如杜甫、白居易），即不仅不依旧谱，而且连乐府旧题也取消不用，只重于内容。当然诗中又顾及到音乐的特点，多能为人口耳相传，唐人谓之“新乐府”或“新题乐府。”宋代,人们把“词”叫作乐府,如《东坡乐府》，元以后，又称散曲为乐府，含义大变，只因它们还跟音乐有一定关系而名之。
二、简述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的诗歌，在其原始阶段，是二言形式的诗歌。因为汉语语言特点，是单音词占多数，而每个诗句至少要由两个词组成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因此，原始诗歌是一种二言的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语言的发展，如双音词、联绵词的增多，二言体已不能满足需要。二言诗最自然的发展趋势，是把两句重叠成句，形成四言体。四言体是个大进步，既适应了当时语言的发展，又可以比二言体更自由地抒发感情和描写事物。四言体是《诗经》最基本的形式。后来楚辞的出现，对《诗经》的四言体，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一次诗体的解放，冲破了四言体的格局，但其形式地方性很强，后人难以为继，虽有模仿之作,终不能成为一种固定的诗体形式。汉初文人的诗歌形式,一是沿袭四言体，一是模拟骚体，在形式上，这些都未能取得很大的突破与成就。而在此时的民间文学诗歌创作中,却出现了崭新的姿态,这就是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
五言诗的产生，也是来自于民间，《诗经》里面已有一些半章或全章的五言诗，如《召南•行露》、《小雅•北山》。刘勰说“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但是，大量的五言体出现，是在两汉的民歌民谣中。五言一经出现和形成，很快代替了四位诗的地位，风行于整个文坛而历久不衰。其原因可从如下方面分析：（上一章末也曾涉及）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意即四言虽用词用句多，表达的意思却有限，令人苦恼，所以世人很少习作。而五言占据文坛创作的主要地位，是众人创作中最有感染力而耐人寻味的（有滋味）。并指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五言诗在形象地叙事方面，在深刻透彻地写出人情、物理方面，是最为周详、细致、深切有力的。这些都说明了五言诗的优越性。实际上四言体主要由两字一拍四字一句来构成,节奏虽鲜明，但句式短，拍节太单调,特别是使单音词和双音词的配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它既限制了内容的容量，在节奏上也过于呆板，不能较多的表现出诗歌所需要的那种抑扬顿挫之美。而五言虽也由两个节拍构成,但它上一节拍是两个字,下一拍是三个字，这样既可方便地容纳了双音词，也可以方便地容纳单音词，以致三音词。它的上二下三的结构，出现了三字尾，在一句的拍节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变化，不呆板，不单调的作用，读起来也朗朗上口，接近于口语。这样，民歌民谣开风气之先，体现了五言诗的优越性，引起了文人的注意，开始学习和模仿，五言诗被引进文坛，逐渐发展流行起来。五言诗的产生，其社会原因是由于社会繁荣、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四言已不能表达这样的内容了，于是新诗体必然出现，这是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相统一运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中国与西域沟通,西域的物质进来,又带来了西方的音乐，这就难保不有新声雅乐、文艺诗歌之类的东西产生，也促进了五言诗的发展。
三、举例论析《古诗十九首》的抒情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的艺术特色首先是长于抒情。它善于运用优美而单纯的语言，通过回环复沓，反复咏叹的表现手法来制造气氛，所谓“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如《行行重行行》，从开头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其中一些复沓的句子,如“行行重行行”，“相去万余里”，“道路阻且长”，“相去日已远”等，反复抒发一个相近似的意思来逐层加深其所表现的情感，起到一唱三叹之功效。而且善于用融情入景、寓情于景的手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迢迢牵牛星》抒写男女离别之情，通篇写景，而情在其中，诗中“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和“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几句，把织女的形象和景物结合起来，虽只觉得好象是泛泛写景，而织女的愁思却不知不觉的点出来了。
第八章 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一、论述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
曹植的诗歌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独创性。首先，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人，共存诗九十多首，其中五言诗六十多首。曹植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但在艺术上又加以创造和发展。如《美女篇》，显然脱胎于乐府民歌《陌上桑》，但在技巧上比后者有明显提高。《陌上桑》写罗敷，但重于衣饰，对其容色之美，只用侧面烘托。而《美女篇》在写衣饰的同时，生动光辉地绘出她的各种姿态神情：“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形象更为具体鲜明。其二是词藻华美丰富。《诗品》说曹植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前句指其“慷慨而多气”，后句便指藻饰丰赡。胡应麟在《诗薮》里说：“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如《美女篇》中的描写。第三是善用比兴、象征等手法。如《赠白马王彪》中对群小的斥骂：“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野田黄雀行》中“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比喻环境的险恶，“利剑”以比权力。《吁嗟篇》以转蓬自比等。
二、简述《悲愤诗》的内容，并论述诗中叙事与抒情是如何紧密结合的。
《悲愤诗》叙写的是作者个人的悲痛经历，但在意义上却远超出了个人范围，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作者把汉末那场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动乱历史事实，浓缩在这篇108句、540字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内容是十分深刻的。在艺术上，作者采用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在叙写自己的悲惨经历的过程中，处处注入自己强烈的感情，把叙事和抒情交织在一起，如诗中“别子归汉”和“还乡再嫁”两个场面，更是一字一句饱蘸着血和泪写成的。《 悲愤诗 》深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相媲美。
三、从时代特征论述阮、嵇二人性格及其文学成就的异同。
（1）相同点：
正始时，有一文人团体，叫做“竹林七贤”。嵇康寓居河南山阳时,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阮籍兄子）、王戎、刘伶等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些人都饮酒,放纵,蔑视礼法。“七贤”当以阮、嵇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以隐蔽的手法表现苦闷的心情，表露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但虚无成分仍很重,这种诗风,后人称为正始体。
（2）不同点：
阮籍对司马氏集团的态度，因其性格的软弱，虽采取不合作态度，但终是妥协求全、苟且偷生。而嵇康思想新颖，锋芒毕露，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
《文心雕龙•明诗》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嵇诗多慷慨疾世之激情，他要超脱尘世，是对现实环境的反抗，便形成“清峻”的风格；阮诗辞义隐晦，情志却极能感人，但此情的表达非讦直显露，而是隐晦曲折，因而不仅情趣高朗，且艺术手法极妙，此即“阮旨遥深”之缘由。总体上说，嵇康诗歌成就不如阮籍 ，但就散文成就而论 ，又在阮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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