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12春《中国文学史专题（一）》第七章汉代诗歌复习资料
福师12春《中国文学史专题（一）》第七章汉代诗歌复习资料第八章 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课堂笔记
主要知识点掌握程度
第七章要求了解乐府的设立与采诗，难点是掌握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重点掌握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第八章要求重点掌握建安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人物——曹操、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正始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人物——阮籍、嵇康。
知识点整理
第七章 汉代诗歌
汉代诗歌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可以说，没有两汉诗歌的开拓，就没有六朝诗歌的蓬勃发展，也没有唐诗繁荣的出现。汉代的诗歌，主要是汉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以汉武帝新建乐府为标志，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所谓雅、郑、新、旧之间的诗乐之争。自汉武帝开始，乐府成为一个完全适应了新时代的音乐机关。它不但创造了新的宗庙祭祀之乐，而且开始了新诗歌的搜集。它使汉乐府诗成为一个以杂言和五七言诗为主的新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的民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色反映现实，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广泛地表现了汉人丰富的生活与丰富的情感。东汉“乐府”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深刻地反映了东汉的社会生活。伟大的长篇叙事诗《 孔雀东南飞 》就是东汉末年的产物。
东汉以来,文人在诗歌创作中注重向民歌学习,五言诗逐步完善，并且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诗歌的特殊风格。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以五言诗的出现为标志，预示着这个在汉代还属于诗歌之一种的新诗体，将成为汉以后最主要的诗歌形式之一。
第一节 汉乐府民歌
一、 乐府的设立与采诗
１、乐府的设立
乐府本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乐”是音乐，“府”是官府，乐府即官设的音乐机构。过去认为此机构是从汉武帝时设立的，但在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墓附近出土的编 钟上面就有用秦篆刻记的“ 乐府”二字。说明其时已有乐府。只是具体情况未见文字记载。《汉书•礼乐志》载：“《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可见汉初也有乐府。这时期的乐府，大约只掌管郊庙朝会乐章，（郊，祭天地，庙，祭祖庙，朝会为朝廷典礼）规模不会很大，而且与民间歌辞还未发生什么关系。
汉武帝时，社会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制度和设施得到恢复，加上汉武帝本好大喜功，希望歌功颂德之制，于是扩大乐府的规模与职能。《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汉书》又载：“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辜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以上记载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大量采集民歌，作为乐篇内容。二是由宫廷文人乐师自作新词新谱。这是乐府诗的主要来源。
采诗的目的,《汉书•艺文志》里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说明采风是为了考察民情。（周代已有采风以观民情的记载）这时采诗恐怕主要目的还是为丰富乐府的乐章，供宫廷各种典礼以至娱乐时使用。不管其目的如何，重要的是它收集和保存了民歌,使当时四散于民间的、仅靠口耳相传的民间作品得以保存下来,是有极大意义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采集的各地民歌总计有一百三十八篇，东汉作品尚不包括在内。只是后来多数亡佚，现存只三四十首。
２、“乐府”含义的演变
乐府的原义是指音乐机构官署。后其转义变指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诗体。一般情况，汉人把从民间采来的诗篇叫“歌诗”，如“吴楚汝南歌诗”，而把贵族文人之作叫做歌，如刘邦的《楚歌》，司马相如的《郊祀歌》。后来为区分入乐与否，便把在乐府机关里编采和演唱的诗叫“乐府”，把未曾入乐的诗叫“诗”或“徒诗”。到了六朝，六朝人把合过乐曲，或能够合乐的,具有音乐特色的诗篇,统称为“乐府”。由于诗之唱法与乐谱的散失亡佚，入乐演唱的歌诗变为只可吟诵的案头诗歌。唐人用乐府旧题作诗，把这类诗称之“ 古乐府 ”或“古题乐府”。此外，还有一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作（如杜甫、白居易），即不仅不依旧谱，而且连乐府旧题也取消不用，只重于内容。当然诗中又顾及到音乐的特点，多能为人口耳相传，唐人谓之“新乐府”或“新题乐府。”宋代,人们把“词”叫作乐府,如《东坡乐府》，元以后，又称散曲为乐府，含义大变，只因它们还跟音乐有一定关系而名之。
３、乐府诗的结集
宋代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搜集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所收作品上起陶唐（古歌辞），下迄五代。它把唐以前的乐府诗分为十二类加以著录：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其“相和曲辞” 、“鼓吹曲辞” 、“杂曲歌辞”三类包含了汉代的民歌。《乐府诗集》有中华书局校点本。
二．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书•艺文志》说乐府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概括地归纳出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特色。“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即出于真实的哀乐感情，由自身的生活和遭遇而发出来的声音。从现存的作品来看，主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不幸遭遇。
第一类，是反映劳动人民穷困生活，遭受压迫、迫害的作品。汉代由于统治阶级的荒淫腐化，对人民施与日益严重的剥削压迫，对外用兵，消耗大量财力物力；兴建宫苑，加重人民负担；土地兼并，加速农民的破产。武帝晚年以后，动荡不安的景象越来越严重。这些，在汉乐府民歌中都得到反映。如《妇病行》写一个农民家庭的悲剧。妻子连年生病，弥留之际，她放心不下自己的两三个孩子，含泪嘱咐其丈夫要好好照顾她的两三孤儿；但丈夫在贫寒交迫之际，却难以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无奈只能去街上乞讨。诗写得极为凄怆。《孤儿行》写一孤儿，父母死后倍受兄嫂的虐待，痛不欲生的故事。《平陵东》揭露了官史贪暴,压榨良民,甚至以劫持手段残害人民的罪行。这些残酷压迫，终于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东门行》便描写了一个丈夫因为家庭生活濒临绝境而奋起反抗的情景。诗中写到：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罐中无米，架上无衣,忍无可忍,丈夫只好拔剑而起、铤而走险--到东门外去干“为非”的事情。胆小敦厚的妻子哀哀涕泣，希望丈夫看在老天和孩子的份上，不要蛮干，宁可一家人过吃汤喝粥的清贫的生活。但丈夫以经决计前行，绝不愿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所以义无返顾地望东门而去。这样的揭露是很深刻的。
第二类，揭露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诗）。自武帝开始，大量用兵，造成人民大批死亡，许多家庭遭到毁坏。如《战城南》，通过对凄怆荒凉的战场描写，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穷兵黩武的罪行。《十五从军征》通过一个老兵的自述，反映了战争破坏人民生活的残酷，揭露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对人民的残害。这个老兵“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回”，回到家中，亲人都已不在了，只见到一个个高高的坟墓 。家园也荒芜了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八十老兵,孤身一人,站在门外东向看，只有“泪落沾我衣”了。这首诗所写的状况，可以跟东汉的一首童谣相映衬，即桓帝初童谣《小麦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都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第三类，反映男女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诗篇。《江南》一诗写男女相悦的纯洁的爱情。《上邪》与《有所思》，表现了妇女对爱情忠贞。尤其是《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生伴侣,她不但指天为誓,而且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可谓用语奇警，别开生面。两汉乐府诗的爱情诗中，女子对于所爱之人都是爱得真挚、热烈，可是，一旦发现对方用心不专、移情别恋，就会由爱变恨，果断地分手，绝不犹豫徘徊，如铙歌《有所思》，描写的就是一位未婚女子这种由爱到恨的变化；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它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要送给对方，可一听到对方有二心，就毅然决然地毁掉这个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并果断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可以说是爱得热烈，恨得痛切。《陌上桑》则热情歌颂了一个敢于反映强暴的妇女形象。此外，乐府诗中还有不少反映妇女在爱情婚姻上不幸的诗，如《上山采蘼芜》、《白头吟》、《塘上行》等，都是反映弃妇的作品。《孔雀东南飞》更是一出催人泪下的婚姻悲剧故事。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在汉乐府民歌中占大量比例。
这里我们想特别介绍一下《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陈朝时徐陵编的《 玉台新咏 》，题作《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后人常取首句，称为《孔雀东南飞》。这是一首杰出的长篇叙事诗。诗中的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但是，焦母不喜欢刘兰芝，尽管刘兰芝贤惠、能干，仍然被遣回娘家。回到娘家，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逼她成婚，而焦刘二人的爱情随着分手后彼此的加深了解，更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以死反抗封建包办婚姻 。鲁迅先生说 ：“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刘焦爱情悲剧的实质也就是封建社会现实本身对自己所肯定的东西的毁灭。
第四类，揭露上层社会残暴和腐朽的作品，当时的一些民谣，篇幅短小，讥讽却十分尖锐。如顺帝时《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说人品行事正直如弓弦，却死于非命，心地邪曲，人品圆滑低下，反而做高官。又如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蛙的一种）”。推荐出来的秀才,却没读过书,举出的孝廉（品德好的人）却与父亲相仇；标榜寒素清白的人，却无恶不作，肮脏不堪；住高门大第号为良将，却胆小畏缩如青蛙。把上层社会的营私舞弊、沽名钓誉、腐朽无能 ，揭露得淋漓尽致 。“鼓吹曲辞”中的《雉子斑》，“相和歌辞”中的《乌生》、《枯鱼过河泣》，都是用动物寓言诗揭露豪强官家对无辜人民的残害。
三、 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１、两汉乐府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达广大人民的爱憎。拿它与“汉赋”相比较，差别极大。乐府民歌题材广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着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对《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２、两汉乐府民歌的叙事性特色。《诗经》基本上是抒情诗，其中有的作品如《氓》、《谷风》、《七月》、《大雅•生民》等虽有某些叙事成分，只是一些客观铺写，只能是抒情诗而带有某些叙事成分。汉乐府民歌中，已出现比较完整的情节，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儿的悲苦命运。有的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如《东门行》，只写丈夫拔剑东门去时与妻子告别时的一幕；有的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的故事作品，出现人物对话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如《陌上桑》，秦罗敷的反抗强暴的形象相当鲜明，而且有生动的对话，幽默而有戏剧性。《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式的 ，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 。一条是刘兰芝和焦母、刘兄之间的矛盾冲突，由被遣归、兄长逼嫁、太守求婚、决计自杀等情节组成；另一条是刘兰芝和焦仲卿之间的爱情发展，包括卧室话别、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赴水悬树等，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结束。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和性格在情节展开中越来越鲜明。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
３、语言朴素生动，常用烘托，侧面描写、比喻、夸张和拟人的手法，如《上邪》的一连串的假设。《陌上桑》写罗敷形象时所应用的手法，如其中的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归来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用的是侧面烘托的手法。
４、形式多样，不固于四言格式，而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五言。汉乐府的杂言体，到唐代则发展为自由奔放的“歌行”体。乐府民歌中也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诗，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
５、乐府诗歌的影响：一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面向现实的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后代作家如曹氏父子 、鲍照、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都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把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二是对五言诗发展的影响，除了杂言之外，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诗 。五言诗虽比四言诗仅 仅多一个字，但它却便于把单音词和双音词组合起来，寓变化于整齐之中，又适应了当时社会语言和发展（当时双音节已经逐步地增加起来，而动词又多保持着单音的形式，因此双音词和单音词的搭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五言诗就是适应了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形式）。五言诗可以扩大诗歌的容量。五言诗的产生和兴起是由乐府民歌开其先河的，然后才扩大到整个文坛。文人五言诗从东汉开始兴盛，到建安时代，出现了一个“五言腾涌”的盛况，使五言诗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形式之一。
第二节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一、 五言诗的起源：
中国的诗歌，在其原始阶段，是二言形式的诗歌。因为汉语语言特点，是单音词占多数，而每个诗句至少要由两个词组成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因此，原始诗歌是一种二言的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语言的发展，如双音词、联绵词的增多，二言体已不能满足需要。二言诗最自然的发展趋势，是把两句重叠成句，形成四言体。四言体是个大进步，既适应了当时语言的发展，又可以比二言体更自由地抒发感情和描写事物。四言体是《诗经》最基本的形式。后来楚辞的出现，对《诗经》的四言体，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一次诗体的解放，冲破了四言体的格局，但其形式地方性很强，后人难以为继，虽有模仿之作,终不能成为一种固定的诗体形式。汉初文人的诗歌形式,一是沿袭四言体，一是模拟骚体，在形式上，这些都未能取得很大的突破与成就。而在此时的民间文学诗歌创作中,却出现了崭新的姿态,这就是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
五言诗的产生，也是来自于民间，《诗经》里面已有一些半章或全章的五言诗，如《召南•行露》、《小雅•北山》。刘勰说“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但是，大量的五言体出现，是在两汉的民歌民谣中。五言一经出现和形成，很快代替了四位诗的地位，风行于整个文坛而历久不衰。其原因可从如下方面分析：（上一章末也曾涉及）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意即四言虽用词用句多，表达的意思却有限，令人苦恼，所以世人很少习作。而五言占据文坛创作的主要地位，是众人创作中最有感染力而耐人寻味的（有滋味）。并指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五言诗在形象地叙事方面，在深刻透彻地写出人情、物理方面，是最为周详、细致、深切有力的。这些都说明了五言诗的优越性。实际上四言体主要由两字一拍四字一句来构成,节奏虽鲜明，但句式短，拍节太单调,特别是使单音词和双音词的配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它既限制了内容的容量，在节奏上也过于呆板，不能较多的表现出诗歌所需要的那种抑扬顿挫之美。而五言虽也由两个节拍构成,但它上一节拍是两个字,下一拍是三个字，这样既可方便地容纳了双音词，也可以方便地容纳单音词，以致三音词。它的上二下三的结构，出现了三字尾，在一句的拍节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变化，不呆板，不单调的作用，读起来也朗朗上口，接近于口语。这样，民歌民谣开风气之先，体现了五言诗的优越性，引起了文人的注意，开始学习和模仿，五言诗被引进文坛，逐渐发展流行起来。五言诗的产生，其社会原因是由于社会繁荣、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四言已不能表达这样的内容了，于是新诗体必然出现，这是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相统一运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中国与西域沟通,西域的物质进来,又带来了西方的音乐，这就难保不有新声雅乐、文艺诗歌之类的东西产生，也促进了五言诗的发展。
二、 文人五言诗的产生：
文人创作的五言诗起于何时,前人看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枚乘、卓文君、班婕妤、李陵等人是文人五言诗的创始者，但从诗歌发展情况考察，这一说法并不可靠。托名西汉苏武、李陵赠答的几首五言古诗，多为赠答留别、怀人思归、感伤人生之作，情调凄怨，是一些艺术上相当成熟、形式相当完整的作品,与《古诗十九首》“同一风味”（《 渔洋诗话 》语）现在一般认为文人五言诗最早的作品是班固的《咏史》，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免其父之刑罚而请求没身为婢的故事：“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全诗共十六句。钟嵘评此诗为“质木无文”，即写得枯燥，没有文采，只简单叙事，没有形象性。这是雏形时的质朴幼稚，在所难免。但已是典型的五言诗了。以后这种新体诗便逐渐多起来，如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赵壹的《疾邪诗》（见《刺世疾邪赋》后附诗）,比较出色的有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羽林郎》写一个酒家女子不畏强暴，勇敢拒绝霍家豪奴冯子都的调戏，在描写手法等方面可以看出明显的模仿乐府民歌《陌上桑》。可见文人创作向民歌学习的迹象。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文人创作的五言诗,还有一些无名氏的作品,这就是收在《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因作者失其姓名，萧统题为“古诗”。有人认为作者是西汉枚乘，李善认为非枚乘所作。在注中说：“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十九首诗产生的时间，文学史及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初探》都认为是在建安以前东汉末期的作品，从诗的内容上看，作者多是一些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
“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过去有的论者认为它们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批“十九首”是感伤主义没落情调集中表现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应该说它仍然是时代的真实生活的反映。东汉末期,社会极端混乱,政治极端黑暗，给广大人民以至一切被压抑阶层的现实生活带来的愁苦和骚动，愤怒与感伤，常通过一些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在经济上陷入困顿的知识分子们所感受到的最通常的而又是带有特征性的社会生活现象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因此作者常面对生活现实，抒发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当时一些中小地主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家乡,外出游宦或游学，生活颠沛流离，这就是所谓游子。但是政治上的腐化和堕落已达到顶点，一般士人难以找到出路。因此，生活上的牢骚和不平，时代的哀愁与苦闷，都发泄在他们的诗作中。尽管它表现的内容比较复杂，但篇篇都是咏叹人生的抒情之作。这就是我们读古诗十九首所应掌握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的生活遭遇。就其内容的表现方式来说，其中游子之歌与思妇之叹，构成“古诗十九首”的主要内容。
李泽厚先生认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美的历程》)而《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常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其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飚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去者日以疏》）。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沉郁悲凉,成为当时时代的典型音调。而且一直影响到魏晋时期。这种表面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深藏着的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是对当时黑暗统治、使人窒息的政治空气的压抑和禁锢的反抗，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以前所宣传的那套伦理道理、鬼神迷信、长生不老、谶纬宿命，都是假的，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是充满着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所以要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因此，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在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战祸不已、死亡枕籍的现实之中,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成为人们的一种追求。这实际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所以它即使是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内容，也不可随意等同于后世的腐朽之作，它在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以致于曹操等人所表现的对人生的感叹（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便成为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强烈追求的慷慨之气。
我们且来看几首作品。先看《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拒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
这是一首愤世嫉俗、感慨自讽的诗。诗的前后两部分是鲜明的对比。前面写宴会，是写富贵，后面写贫贱苦辛。前面是虚写，后面是实写。从一虚一实的对比中把问题归结到最后一句：为什么富贵只能成为不可实现的愿望？贫贱的苦辛为何是如此长久？所以诗中表现的情感，正反映了东汉末年出身于中下层社会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相干政，政治黑暗，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穷愁潦倒，很难找到出路。因此，这些人内心的痛苦，便通过诗表现出来。诗中感叹人生如寄,世态炎凉,同时发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赵壹《刺世疾邪赋》后的诗说：“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与“人生寄一世”六句所发出的不平，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从正面揭露，一个重在抒写主观感受罢了。所以钟嵘《诗品》说这一类诗“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确如此。
这首诗中“人生寄一世”六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诗人感慨于人生的短暂与空虚，急于谋求功名富贵，好象很庸俗。在《古诗十九首》的其他诗里，也有许多由此而产生的及时行乐、悲观厌世等伤感情调。应该看到，这只是表面现象。从诗人的主观思想来说，它是对不合理的黑暗现实所表示的激切的不平与强烈的讽刺。就诗的客观意义来说，它是处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任何一个时代的失意人们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最切身的苦痛，也是他们想说而又不敢把它正面表现出来的心情，而这些诗往往通过抒情的手法，表现得痛快淋漓，毫无掩饰，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力和深切的真实感。因此不要因诗中感伤情调的流露而否定诗歌的现实意义。
我们再来看另一首诗《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另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有的人认为表现的是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情人，是思妇之词。实际上这也是文人所作，出于游子的虚拟。游子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与羁旅愁怀。
这首诗写思妇对丈夫久别不归的思念和怨情。诗的前六句写丈夫在外面行行不已，越离越远，相隔遥远，会面无期。这六句写离别，但在别离的后面，却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动乱时代的影子。生离死别的悲惨，在动乱不宁的社会里，是一种带有特征性的普遍生活现象。接下来六句写自己的相思之苦，并写出自己的猜疑，不但具体刻化出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而且表现出在这种痛苦之中细腻的心理活动与心理变化。结尾哀叹年华易逝，并转而勉强安慰自己。全诗措辞明白浅显，但内涵却异常丰富而深厚，变曲尽致地表达了一个思妇的心曲。
写游子思妇的，还有《青青河畔草》、《去者日以疏》、《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此外还有一首《迢迢牵牛星》，写织女隔着银河遥望牵牛苦苦思念的心情，借牛郎织女的故事，抒发民间男女相互爱慕的真挚感情，以及对现实中爱情婚姻不合理的愤懑，也是一首非常美的诗。牛郎织女的故事在先秦时代已见传说，《 诗经•小雅•大东 》就有“跂彼织女”、“睆彼牵”的诗句，班固《西都赋》也有“左牵牛而右织女”的句子。可见牛郎织女的故事为人们所熟悉。后来宋代的词人秦观写的《鹊桥仙》（纤云弄巧）也化用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的艺术特色首先是长于抒情。它善于运用优美而单纯的语言，通过回环复沓，反复咏叹的表现手法来制造气氛，所谓“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如前面所举的《行行重行行》,从开头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其中一些复沓的句子,如“行行重行行”，“相去万余里”，“道路阻且长”，“相去日已远”等，反复抒发一个相近似的意思来逐层加深其所表现的情感，起到一唱三叹之功效。而且善于用融情入景、寓情于景的手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迢迢牵牛星》抒写男女离别之情，通篇写景，而情在其中，诗中“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和“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几句，把织女的形象和景物结合起来，虽只觉得好象是泛泛写景，而织女的愁思却不知不觉的点出来了。
其次是善用客观习见的事物，用比兴的手法，来表现深刻而曲折的主观心情。如《行行重行行》中“胡马”、“越鸟”、“白日”、“浮云”、“衣带日已缓”等，这些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把深厚的感情，用精当的比喻和形象来表达，具体而深刻。
第三是诗的语言简括而自然，明白晓畅，不刻意求工求深，而意蕴自然丰厚，韵味各有特色，可以看出民歌的传统影响。《古诗十九首》中的诗，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象“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廻车驾言迈 》）、“客行虽云乐 ，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等，都是平淡无奇之语，却非常警策深刻。还有许多叠字的巧妙连用,双关语的自然融入,都可以说明《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古诗十九首》是文人创作，是抒情诗，但又是文人学习乐府民歌的产物。乐府民歌的特点是叙事性。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区别？乐府民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事是客观现象，“哀乐”是主观感受，是情感，二者本不可分割。由于文化素养的不同，民间创作只是把社会生活经历、事件叙述出来，便成了叙事诗。文人虽向乐府民歌学习，但并不停止在简单的记录生活事件与经历，而是重在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把生活中的愁苦骚动、人世间的离欢悲合，际遇中的忧思悲愤，经过个人的情感过滤的升华，贯注在诗歌之中，因此产生了抒情佳作。当然，文人创作也吸收了乐府民歌的某些抒情技巧,保持了民歌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文人制作,语言锤炼得更为精粹，熔事于情，概括凝结为人生的咏叹，于是出现了“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抒情短诗。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阶段,它对于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兴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刘勰甚至认为它堪称“五言之冠冕”，可见评价之高。
阅读篇目：
乐府民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陌上桑》、《上山采蘼芜》、《东门行》、《妇病行》、《孔雀东南飞》。
文人五言诗：张衡《同声歌》、辛延年：《林郎》。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会》、《迢迢牵牛星》、《青青河畔草》。
参考书目：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中华书局
《乐府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乐府诗论丛》，王运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诗十九首初探》，马茂元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选》，萧统编，中华书局
第八章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第一节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196-219，凡24年）。这个时期,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名存实亡。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政治状况和作家创作状况来说，都可以看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端，所以常把它列入魏晋南北朝文学阶段 。 建安时期是中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东汉末年，随着黄巾大起义之后而来的是董卓之乱和以后的军阀大混战。经过这样长期的战乱，中原社会残破不堪，人民的死亡和生产的破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正如曹操诗中所说的，是“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篙里行》）。这种现实生活的惨景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却为当时的诗人提供了极为真实生动的创作题材，激起诗人不能自已的创作情绪，开创了一个创作的繁盛时期。宏观建安文学的总体情况，建安文学反映了建安时期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不满国家残破、热烈追求统一的理想和愿望，它真实地反映了动荡社会的惨景,发出了怜悯人民苦难的呼声,并为建立统一局面，实现自己的建功立业的理想而引吭高歌，形成了刚健有力“建安风骨”。《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并志深而笔长 ，故梗慨而多气也。”这就是对“建安风骨”的概括。具体的说，就是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积极进取精神，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使内容和形式有谐美的统一性，这就是所谓“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建安作家主要有三曹、七子、蔡琰等人。
一、 三曹父子
１、曹操
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安徽毫县）人。生前官至汉丞相，封魏王。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曹操是一个具有宏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汉献帝迁于许昌之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在当时的纷乱社会中，有着过人的政治识见。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用自己不做皇帝来反对其他竞争者做皇帝，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鲁迅先生指出，汉末魏初的文章特色是“清峻”，“通脱”。曹操的散文、诗歌都具有这样的特色。所“清峻”，就是文章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亦即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文章也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体制的制约，下笔不所顾忌。曹操一生行事，也是重实际，讲效用，尚通脱，幕豁达，不追求浮华，不讲究形式。他选用人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只要有真正的才干，“盗嫂受金”者也可用之。曹操死时，其遗令也不依当时人的格式，言身后当葬于何处,而是自成一格,内容中甚至有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如《遗令》中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可见他的与众不同。
正因为曹操重实际,尚通脱,求朴实，他的诗歌也富有创新精神。他自觉地向汉乐府民歌学习，运用乐府古题来写时事，写新的时代的内容。如《蒿里行》、《薤露行》，这两首乐府古题原来都是挽歌，是旧时出殡时挽灵柩人所唱的，曹操却用《薤露行》这个古题中写时事，对东汉末何进的误国、董卓的殃民作了真实的描写：“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蒿里行》则揭露了初平元年袁绍等人兴兵讨伐董卓、内部混战，由军阀混战而造成的社会残破的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些，真实地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
我们再来看看曹操乐府诗歌中的名篇《短歌行》（其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也是汉乐府曲调名。此诗的主题是表达作者思贤若渴的心情和对人才的尊重。作者先从眼前的酒宴和歌舞场面说开去，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年华的易逝 。表面看，似乎是在宣“ 人生当及时行乐”，实际上正是相反：全诗洋溢着高昂的情绪，蕴藏着及时努力的思想。它通过微吟低唱的形式，倾吐慷慨激烈的心曲。魏源说：“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陈沆说：“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诗比兴笺》）二人所说是很中肯的。对着美酒对着歌，作者却不去写觥筹交错和轻歌曼舞的宴会场面，而是转入对时间的思考，由对酒当歌转为惜往日，即给人以放浪恣肆之感，又给人展示出一个紧逼迫促的境界，引导读者从现实生活中去探索人生哲理，从朴素的形式中去寻求深长的意绪。所“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的特点，就蕴涵在开篇中。下面，作者引用《诗经》中的成句，以女子热烈期待所欢男子的到来比喻自己对贤才的日夜思慕，和既得贤才之后的竭诚欢迎与深挚的情意。“明明如月”二句，是诗人的奇想，是作者以比兴的手法暗寓贤才何时可得、理想何时实现，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求贤不得，未免“忧从中来”；而贤才远道来归，又喜不自胜。一席一忧，完满地表达了诗人思贤若渴的主题。最后,作者融情入景,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景，想象贤才来归。并以周公吐哺的典故表示自己的赤诚。全诗立意深远，风格别致。
曹操的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与《龟虽寿》，也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先看《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此诗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壮阔的胸怀。作者站在山上，俯瞰大海的全景，他从大处落墨，着力渲染大海那种苍茫浑然的气势。特别是诗的末尾，作者以丰富的想象把读者带进一个十分宏伟的境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几句是想象的境界，十六个字写出了沧海之大，写出了一幅吞吐日夜、含孕群星的气派。作者描绘沧海的形象，单纯而又饱满，丰富而不琐细，好象一幅粗线条的图画。尤其可贵的是，这首诗不仅反映了沧海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它的那种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即体现了作者自己的胸怀。曹操这次登碣石山是在北征乌桓途中，乌桓是当时东北的大患。当时，袁绍的儿子袁尚和袁熙又勾结乌桓,屡次骚扰边境,以至曹操不得不在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并于这年八月，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胜利巩固了曹操的后方，所以第二年他才能挥戈南下，以图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大战之前，作为主帅的曹操，登上了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又当秋风萧瑟之际，作者借大海的形象，把自己昂扬奋发的精神融会到诗里，使这一首诗具有一种雄浑苍劲的风格。后人认为它是第一篇写山水写得好的诗。
再看《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一首，开头连用三个比喻，头两句用“神龟”作比，第三、四句用“腾蛇”作比，这四句都是反面比喻。第五、六句是正面作喻，到第七句才揭出主题,是中心思想之所在。最后四句作进一步的发挥,说明一个人寿命长短的期限，不完全是由上天决定的，靠精神乐观的好处，也可以延年益寿。《龟虽寿》抒发的情感就是一个人不必为寿命担忧，也不应因暮年而消沉。有了凌云的壮志,虽到老年也不显老,表现了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 。 曹操诗的显著特点是用朴质的形式表达他的胸怀，用旧形式写新内容。由于他的开创，建安诗人多运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在艺术形式上 ，曹操写了许多四言体诗 。四言体从《诗经》之后逐渐衰落，而曹操却写出了许多四言名篇。正是由于他给旧形式以新内容，在诗中充满了慷慨激扬的调子，形成了豪放的风格，积极奋发的乐观精神。钟嵘《诗品》评论曹操诗说“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宋代敖陶孙《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都准确地点出了曹操诗的风格特征。
２、曹丕
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次子，长子曹昂早死，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十月曹丕代汉自立，为魏文帝，做了七年皇帝（建元黄初）。曹丕有颇深广的文学修养，他爱好文学，对当时的文学之士能重爱和友好之，团结了一大批文人。（实际上曹操父子都是如此。曹操攻占邺城之后，邺城成为曹氏“霸府”，许多文人都集中到此。同时曹操父子对这些文人不是倡优蓄之，而是在政治相信他们，发挥其特长加以重用，所以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都乐为曹氏所用。）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等死后，曹丕把他们的遗文编成集子。据说王粲死后，曹丕曾率众文士祭墓，学驴叫而祭亡灵，可见其与文士的关系。
曹丕的文学成就，主要还是诗歌，诗歌形式多样化，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他诗歌的内容题材比较狭隘，最多的是歌咏男女爱情和离愁别绪为主题。其留传下来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完整的七言诗。且看《燕歌行》“秋风萧瑟”这一首: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描写一个女子在凉秋月夜，遥望一河相隔的牵牛织女，怀念远出不归的丈夫，感情委婉真挚，语言秀丽简洁，而且使用了汉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语词及意象如“秋风”、“天气凉”、“草木摇落”、“霜露”、“燕归”、“琴声”、“清商”等，营造出一片浓郁的清凄悲凉气氛，在写法上把抒情与写景交融在一起，的确是一首有很高艺术成就的诗篇。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曹丕的文学理论来理解。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里谈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显赫一时的帝王可以淹没无闻，而华丽优美的词章却并不依赖什么而被人们长久传闻。这样，他就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作家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文章的不朽也就是人的不朽。所以曹丕又提倡和讲求文章的华美。鲁迅认为此时的文章还有“华丽、壮大”的特色。而曹丕的文学主张，对于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出现，对于魏、晋及以后的文学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３、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或谓第三子），生前曾封陈王，死后谥“思”，后人称为陈思王，亦有简称为陈思。可以说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 、最有代表性 、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 年曹操死、曹丕称帝为界。先谈前期，曹植说自己是“生乎乱、长乎军”，幼年是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度过的，长大后多次跟随曹操出征。曹植前期主要生活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在时代的董陶和曹操的影响下,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学修养。幼年时大概是一位“神童”，故“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便能做《铜雀台赋》，才思敏捷。曹植年轻时抱有建功立业的雄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曹操也几次打算立为太子，但终因曹植自己“任性而引，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失去宠爱和信任。据说有一次曹操离邺城外出，在一个随从怂恿下，植违反制度，私开王宫的大门--司马门，乘车到只允许王公本人行走的“驰道”上跑了一趟，招致父王大怒，杀了随从，并为此一而再发布命令 ，曰：“始者谓子建 ，儿中最可定大事”又曰：“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又“（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魏氏春秋》谓此乃太子（曹丕）逼饮而醉之。）（另一方面曹丕是长子，又善弄权术，走内迁路线，终于使曹植争嗣失败。）曹植诗歌前期主要内容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在《薤露行》里说：“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人生虽然短促，因此他希望“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即积极进取，努力建功立业。由于前期生活境遇比较顺适，他所写的这类诗歌基调是开朗、豪迈的，充满着昂扬的精神。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的“幽并游侠儿”，是曹植理想中的英雄，这位英雄武艺精湛，气势不凡，箭术尤其高超；每当边塞军情紧急、匈奴入侵时，他总是策马登上高堤，直捣敌人军营；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高尚的品德，为了国家，投身在锋利的刀刃中，根本就不把自己的性命放在心上，更不用说妻子儿女了。他要建功立业，要奔赴国难，这就是曹植理想中的英雄，也是他的自许。整首诗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的热情。
在前期的诗歌里，也有一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情景，如《送应氏》：“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泰山梁父行》：“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曹植后期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曹丕即位之后，以及后来的魏明帝曹叡，对曹植是倍加猜疑和迫害。曹丕一上台，便杀了支持曹植的丁仪丁廙兄弟，让曹植及诸王回封地。此后曹植的封地又多次迁徙，“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迁都赋序》）,所以曹植过着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生活。因此后期生活一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死时才四十一岁。在后期生活中，追求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因此诗歌中充满了因这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作者以充满激愤的情调，不加掩饰地倾吐了内心郁积的曲折复杂的情感。如《杂诗》其五：“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七哀》诗、《美女篇》，思妇怀恋游子的哀怨，写美女盛年不得出嫁，写女子在封建社会被遗弃的遭遇，实是作者自己壮志难酬，在政治上被遗弃的哀怨心情的曲折吐露。《吁嗟篇》用篷草的漂泊表现自己漂泊不定的生活和痛苦心情。《野田黄雀行》借一侠义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表现自己对朋友遇害而无法解救的悲愤。这些诗，都可以看出曹植后期的心情和诗歌风格。
在曹植后期诗歌中 ，还有一首很重要的诗歌 ，就是《赠白马王彪》。诗中写曹植和白马王曹彪在归国途中被迫分手的悲愤心情。诗前有序，序云：“黄初四年,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从序言中可以了解作诗时的背景和作者的心情。据《三国志•任城王传》：曹彰“少善射御，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史载曹操临终时，曾驿召彰，彰自长安驰洛阳，未至操已崩。后彰谓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魏志•任城王传》裴注引《魏略》）说明曹彰与曹植的关学非同一般。据《世说新语•尤悔篇》说，曹丕忌惮曹彰骁勇,暗中将毒放在枣里,让曹彰吃后丧命。因此，在《赠白马王彪》诗中，曹植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对曹丕的迫害提出抗议。全诗共七章，从作者离开京师写起，写对京师的怀恋，路途的艰难，由此想到谗佞小人的离间挑拨，从萧瑟凄凉的景色中感受到前途未卜，最后以复杂悲愤的心情作结。全诗通过叙事、写景、哀悼、劝勉等方式一一写开去，把十分复杂的感情表现得丰富深厚。所以，曹植后期的诗歌是“忧生之嗟”更浓，悲愤之音充肆其间。曹植后期诗歌也有一些游仙诗。但作者并非真的相信神仙，只不过借以派遣自己的心情而已。
曹植的诗歌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独创性。首先，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人，共存诗九十多首，其中五言诗六十多首。曹植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但在艺术上又加以创造和发展。如《美女篇》，显然脱胎于乐府民歌《陌上桑》，但在技巧上比后者有明显提高。《陌上桑》写罗敷，但重于衣饰，对其容色之美，只用侧面烘托。而《美女篇》在写衣饰的同时，生动光辉地绘出她的各种姿态神情：“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形象更为具体鲜明。其二是词藻华美丰富。《诗品》说曹植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前句指其“慷慨而多气”，后句便指藻饰丰赡。胡应麟在《诗薮》里说：“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如《美女篇》中的描写。第三是善用比兴、象征等手法。如《赠白马王彪》中对群小的斥骂：“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野田黄雀行》中“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比喻环境的险恶，“利剑”以比权力。《吁嗟篇》以转蓬自比等。
曹植的辞赋也写得很好。最著名的有《洛神赋》，是假托与洛神恋爱的故事,寄寓作者被迫害离开朝廷,无由效忠国事的痛苦的心情。或说此篇是曹植因感甄而作。此说见于《文选•李善注引<记>曰》云云，甄氏本为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邺城破后，为曹丕纳为皇后。据说曹植入宫，曹丕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甄氏已死。曹植过洛水，梦见甄氏，……后作《洛神赋》以寄。后人多认为此说为附和，不足信。因为：一、本序未言“感甄之事”。二、丕、植兄弟关系紧张，甄后之子曹叡即位后，对植仍多疑忌，不可能有此感情纠葛。三、据《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注引《魏书》载：建安九年（２０４）曹操攻入邺城，操丕纳甄氏为妻，甄氏２２岁，植仅十三岁，似不可能有此事。曹植的辞赋大多是咏物小赋,但名为咏物,实为抒情，多是借以抒发心中的愤懑。曹植曾说“辞赋”小道。但正如鲁迅所说：“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便敢说文章是小道。”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他并非刻意成为文学家，其志在于成为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
曹植在文学史有重要的地位。郭沫若说：“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曾获得极为豪华的声名”。钟嵘《诗品》把曹植列为上品，可见对其赞赏。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尝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蒙求集注》李瀚曰）话未免夸大，亦可见曹植的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人的影响。
4、建安七子
“七子”之称，始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就是：孔融、王粲、陈琳 、徐干、刘桢、应瑒 、阮瑀。“七子”之中孔融年辈较长（年纪长曹操二岁）,文学成就最高的是王粲。七子中孔融是曹操的反对派，被曹操所杀，其余六人都是依附于曹氏集团的文人。
孔融：字文举，曾做过北海相，人称孔北海，为孔子二十世孙。本人是东汉末年三大名士之一。他为人刚直，不阿附权贵，也不畏避权势，政治上还是比较正直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对曹操的政治主张多所讥讽。曹操要杀杨彪，他为杨彪辩护。曹操北征乌桓，他又写信加以嘲弄。曹丕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对，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不禁止婚姻？他自己性嗜酒，常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样，他终于被曹操所杀。据说是叫路粹编织罪状陷害他。说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自。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此颇似王充言论）因此曹操以不孝罪名杀了他。孔融今存诗数首，以所存作品来说，主要成就是散文，其文辞藻华丽。著名的有《论盛孝章书》和《荐弥衡表》。盛孝章为孔融好友,时为孙策所囚,融作此书给曹操，请曹操致书孙策，搭救盛孝章。此书写得恳切流畅有豪迈之气。苏东坡称“遥知鲁国真男子，犹忆平生盛孝章。”
王粲：字仲宣。王粲天资聪颖,博闻强记,才华出众，自视甚高。原先依荆州刘表，因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不被重用，后来依附曹操得到重用。魏建国后，拜为待中。王粲今存诗二十三首，五言的代表作有《七哀诗》三首，第一首“西京乱无象”最为有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此诗就是诗人写自关中避乱荆州途中的所见所闻，作者用沉痛的笔触描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实。其中关于饥妇弃子的情景尤为感人。清代沈德潜认为此诗是“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
王粲今存赋二十多篇，多为抒情小赋。其中在荆州时作的《登楼赋》最为传诵。此赋抒写自己流落异乡，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也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此赋在艺术上短小清新，全篇用写景与抒情相结合的手法，突出了抒情气氛，情调哀婉深沉。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淮安县）人。他与阮瑀皆以擅写檄文著称。当初曾为袁绍写《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罪状，而且连曹操父祖都骂了。归附曹操后，曹操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据说琳答曰：“我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曹操不加罪，让其掌管书记。据”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可见陈琳之才。陈琳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诗中借秦代筑长城的史实，揭露苛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全诗通过筑城役夫和他妻子的对话写成，具有浓厚的乐府民歌风味。
阮瑀：字元瑜，陈留魏氏（河南）人。当时曹操的军国檄文都出自陈、阮二人之手。史载他曾在马上为曹操草拟致关西军阀韩遂书，书成呈曹操，操竟不能增减一字。所存诗十余首，代表作有《驾出郭北门行》，写一孤儿受后母虐待的痛苦。其题材和手法明显受汉乐府中《孤儿行》、《妇病行》的影响，继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
刘桢：字公干，东平人（今属山东）。他擅长诗歌，当时和王粲齐名。诗歌意境峭拔 ，气格高古。集中体现其风格的是《 赠从弟三首》。其中第二首最为人称道：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诗中以不畏霜寒的松树来象征刚正高洁的操守，豪迈凌厉，钟嵘称他为“贞骨凌霄，高风跨俗”（《诗品》上）。
徐干：字伟长，今存诗四首，代表作为《室思诗》，写闺情，写丈夫远行后妻子的郁闷情怀,写得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又有《中论》二十二篇，是一部关于伦理、政治的论集。 应瑒：字德璉，少与王粲友善，后刘桢一起被召为丞相掾属。其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今存诗四首。如《公燕诗》、《别诗二首》
以上三人都是曹操的幕僚，建安二十二年三人同时死于瘟疫。
鲁迅先生说：“七子的文章，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为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概括地说，可以说七子的文章都能真实地反映了建安那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士人的心理状态。
5、蔡琰
字文姬，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归，重嫁陈留董祀。现存题名蔡琰所作诗三首，两首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其中一首是五言体，一首是楚辞体；另一首见录于朱熹《楚辞后语》，题为《胡笳十八拍》，是用楚辞体和七言体合流的形式写的。一般认为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靠。此诗长达540字,分为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的虐待；第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返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其中第二段写得最为沉痛：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愿，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报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踌躇，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悲愤诗》叙写的是作者个人的悲痛经历，但在意义上却远超出了个人范围，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作者把汉末那场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动乱历史事实，浓缩在这篇108句、540字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内容是十分深刻的。在艺术上，作者采用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在叙写自己的悲惨经历的过程中，处处注入自己强烈的感情，把叙事和抒情交织在一起，如诗中“别子归汉”和“还乡再嫁”两个场面，更是一字一句饱蘸着血和泪写成的。《 悲愤诗 》深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相媲美。
第二节正始文学
正始（公元240-248）是曹魏少帝齐王芳的年号，实际上只十年的时间，不过人们习惯以此来泛指整个魏末时期的文学。在文学成就上，这一时期虽不及建安，但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魏明帝曹叡死时，继承者曹芳年仅八岁，不得不把政权委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二人。曹芳建年号正始，正始十年(249),司马懿乘曹爽跟魏帝曹芳在洛阳城外祭扫高平陵(明帝陵墓)时发动政变，结果曹爽及其党羽全部束手就擒。这就是“高平陵之变”。此后，曹魏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掌握政权，到公元265年，司马昭儿子司马炎终于废掉魏帝,建立西晋。
正始时期，司马氏当权，而且正准备篡夺帝位，所以不断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政治上非常黑暗,司马氏集团标榜“名教”(伦理纲常，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要“以孝治天下”,因此“名教”便成为司马氏篡夺政权的工具，成为掩盖其政治阴谋的一块招牌。在这种政治高压下，魏晋正始时期有两种社会文化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魏晋玄学，一是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随着世族大地主统治的(司马氏)的加强，玄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魏晋玄学，就其主流来说，是儒学衰微以后世族大地主为维护其统治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哲学。东汉末年，对儒家经术的不满，是玄学产生的直接前导。玄学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衍变，其特征即崇尚虚无。他们以道家玄虚观点来解释儒家经典，把老庄思想同《周易》结合，作为其学说之核心。正始年间，出了两位大玄学家何晏、王弼。何晏作《道德论》等，王弼有《周易注》《老子注》等，集中体现了他们的玄学思想。当时王何学说风靡一时，士流中莫不以谈玄为风尚。士“尤好老庄”者甚多。王、何二人，开创了玄学清谈的风气。当时清谈玄理，有两点作用，一是玄学标举“虚胜”、“玄运”(虚无)，使之从根本上具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性质。崇尚清谈、崇尚抽象的论辩析理，一方面适应了统治集团粉饰现实矛盾、纵情声色物欲的需要。另方面也可以起到 给一些对现状不 满的人物以掩护自身、躲避迫害的作用。二是道家一向批判和否“仁义”“礼教”等儒学伦理观念的传统，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就使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司马氏集团为擅政的需要，大倡“名教”“礼法”，标榜“ 以孝治天下”，因此玄学正可作为进一步揭露司马氏集团“礼法”的虚伪本质。
当时一些“名士”，不但谈玄析理，而且任性恣情，放达不羁，以此来对待现实。例如在东汉末有个叫范丹的，因与其姊夫不和，有回到他姊姊那里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付给姊姊，她不肯要，范丹便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当时崇尚避讳，拜访某人，须避开对方父母及祖父母的名讳，否则，谈话时若出现对方父母名讳，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使你大没趣。这期间还一个风气便是吃药与饮酒。吃药便是吃五石散。( 吃药，一是求长生，在是增强性能力，三是美容，为人伦识鉴的需要。)(又名寒食散、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石硫黄合制而成。)据说 吃此药能使身体转弱为强，也有人认为可长生不老而成仙。始倡此风者是何晏，因何晏是正始年间最大的名士，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他一带头，自然有许多人仿效。服药不仅给人带来成仙的希望，而且其本身就很高雅，无形中能提高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因此到后来，它竟似乎成了上流士人的一种标志。但此药很毒，性热，吃了人烦燥，因此“散发”，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名曰“行散”。且吃药后须冷食(唯酒要温)，吃药之后，衣服要脱掉，以冷水浇身，要穿宽衣缓带着屐,否则擦伤皮肤。又因为不能常洗澡 ，所以身脏而多虱。竟至“ 扪虱而谈”。这些都是吃药的原故，但时人以为高逸的表现，尊称这些人为名士派。因提倡的何晏 、王弼等人都生于正始年间 ，故称“正始名士”。当时风尚,竟有不少人仿效。再一就是饮酒。(饮酒一是为了享乐，以求生命之密度，二是远祸全身，三是自我超越，取得一个物我两忘的自然的境界。)饮酒是酣饮、痛饮、狂饮。借着酒力,他们放达飘逸的作风能得到更彻底的表现。阮籍、嵇康及“竹林七贤”中诸人都是饮酒的。《世说新语•任诞》篇记：“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饮酒也和当时政治黑暗有关 。他们借酒以回避现实、解消矛盾。如阮籍以大醉六十日使司马昭无法为司马炎向他求女求婚，以此表现出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的态度。以上这些风尚，后被人称“正始之音”或“魏晋风度”。以上这些，鲁迅先生在他的著名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生动的阐述。( 还可参见《中国文学研究》杂志88年第二期陈书良《踯躅朦胧--六朝名士流派及风格》)。而这些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坛。
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当时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作为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门阀士族的名士们一批又一批又被送上刑场，如何晏、嵇康，以及后来的二陆、张华、潘岳、刘琨、谢灵运等。这些当时第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杀戮害死的。因此当时的门阀贵族也是经常生活在一种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患的境地之中，处于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中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并经常流露于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忧生之嗟”由于上述所说的现实政治内容而更为严肃 。无论是顺应环境 、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如正始名士表面上是如何放达，其实极端复杂矛盾，据说阮籍曾独自驾牛车，让牛随使便往哪里拉，直拉到荒野无路径之处，才大哭一顿回来(作“穷途之哭”)（《晋书•阮籍传 》）,可见其内心的不平与感慨而又无由发泄的矛盾。所以外表上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实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深刻的社会心理内容。
文学史的历史背景应着重于描述一定时期的文化心理环境，即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哲学科学、其他艺术门类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心灵状态等方面。以上说的，即是魏晋这一时期的文化心理环境。这一背景，不仅存在于正始时期而且一直影响到两晋至南北朝，这是研究这一段文学即应该注意的。
1、 阮籍
阮籍，字嗣宗，阮瑀之子，据说曾羡慕步兵营厨中有美酒而一度作过步兵校尉，后人称为阮步兵。他曾登上广武山观楚汉相争战场，叹息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把刘邦、项羽及当时众多谋臣猛将都说成是侥幸得名的“竖子”，可以窥见其襟怀的宏放阔大，“英雄”之志非同小可。但是在当时政治高压下，他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衰退,而以一种狂放、奇特的表现来对待现实。如他或闭门读书,整月不出门一步；或登山临水，终日忘归。他嗜酒，醉了不拣何处，倒身就睡。邻里有酒店，店女主人年少貌美，阮籍去喝酒，醉了就神色自若睡于女主人旁，其丈夫知他并无坏心，也不以为意。有一当兵人家的女子，颇有姿色，未嫁而卒。籍与她本无关系,亦不识其父兄,遂径往灵前哭丧，尽哀而还。这些表现，实质上就是以土木形骸的方式，来表示他们超脱俗情、藐视功名的心志以及对当时礼法之士推崇名教的讥刺。当时司马氏已想篡位，阮籍名气很大，所以他的酣饮，便是为了避祸，逃离当时的政治危险。同时“口不臧否人物”，从不在口头上批评人物的是非，使政敌无法从中找到陷害他的借口。但是阮籍常以青白眼分别来对待人,以表明其爱憎态度。对礼俗之士(投靠司马氏者)，以白眼待之。青眼则表示赞赏，尊重。(“青睐”一词即典出于此)可见他的内心爱憎态度是分明的 。阮籍的这种好恶及政治态度，常以曲折、含蓄的手法，表现在自己的诗文中。
阮籍的诗有《咏怀》八十二首，是其整个人生思想感情的总汇。刘宋诗人颜延之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李善注引）所以“忧生之嗟”和“志在讥刺”在《咏怀》诗中占有很大份量。“忧生之嗟”如第三首“嘉树下成蹊”，第三十三首“一日复一夕”等 ；“志在刺讥”(包括刺讥曹魏集团的奢侈无度及司马氏集团)，如第十六首“徘徊蓬池上”,第二十九“昔余游大梁”，第三十一“驾言发魏都”。对“礼法之士”的讥斥，如第六十七“洪生资制度”，第七十二首“修涂驰轩车”等。此外，《咏怀》还有一些自述身世、尚志念友 、隐逸神仙等内容 。八十二首的第一首，是整部诗的序曲，有人认为是“纲”：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者借万籁无声的沉寂的黑夜，象征现实的黑暗和压抑，以及自己万感交集、满怀情衷无以倾吐的幽独孤愤心境 。其中“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很含蓄而形象地表现社会的压抑，个人与现实的矛盾 。思想与现实的冲突 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时局、对个人命运的忧虑。阮籍诗的特点是蕴藉含蓄，自然飘逸、含蓄，作者常用象征、暗示等手法，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隐晦曲折，所以鲁迅先生也说其诗“很难看得懂”。自然飘逸，即自然之中又见生动，含意隽永。其诗语言平易朴素，但命意多在若即若离之间，力避凿实描写，而且大量用比兴，有的全诗比兴，如第七十九首：“林中有奇鸟”，几乎是一首寓言诗。
阮籍另有一篇《大人先生传》，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散文。文中假托老庄之音，反对名教，批评“礼法”，对封建礼法的虚伪和罪恶，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尽情的鞭挞。
2、嵇康
嵇康，字叔夜，是曹操儿子沛王曹林的女婿，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曾为魏中散大夫,故后人称为“嵇中散”。嵇康有渊博的学问,且有卓越的音乐天才，所著《声无哀乐论》,论述了心声关系的问题,虽是从哲学上加以探讨，可见其对音乐的精通，而且他自己善弹琴，能弹名曲《广陵散》。嵇康也喝酒，并且吃药，但他思想新颖，锋芒毕露。阮籍对司马氏集团的态度，因其性格的软弱，虽采取不合作态度，但终是妥协求全、苟且偷生。而嵇康，则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当时司马氏对嵇康想采取拉拢的手法，于是让嵇康之友尚书吏部郎山涛出面，推荐嵇康替代自己担任此职，但嵇康对司马氏的残暴和虚伪了解得太透彻了。他蔑视司马氏集团，更蔑视司马氏的官职，于是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作为拒绝的答复。这封信中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司马昭认为，这不仅仅是离经叛道，讪谤圣王的问题，而且是对司马昭的隐射攻击。因为司马昭父子都以周王摄政自拟(当时司马昭正杀了魏帝曹髦而立元帝曹奂)，同时正准备夺位。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佐成王的；孔子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这些都反对，那么司马氏以何名义与手段来篡位呢 ？所以司马氏 认为嵇康是其实现其野心的一大障碍，加上又是曹魏宗亲，所以非杀不可了。( 此时又发生吕氏兄弟事件，嵇康朋友吕安之妻为其兄吕巽所奸污，吕安本拟告发，吕巽反先下手，以不孝之名告了吕安。而吕巽是当时司马昭手下的红人，于是吕安被判刑。这样引起了嵇康的愤怒，挺身为吕安辩护，因此也被下狱。此时，嵇康的政敌钟会等乘机加以陷害诽谤，于是嵇康、吕安二人被杀。据传嵇康死时，临刑前弹奏一曲《广陵散》，并哀“《广陵散》于今绝矣 ”。因当时袁孝尼曾欲向他学此曲 。当宣布嵇康死刑后，有太学生三千人联名上书要求赦免嵇康，并请他去太学当老师，这样更使司马昭下决心杀嵇康。
嵇康的诗较著名的有《幽愤诗》，四言体，九章。从回忆幼时生活写起，青年时的好尚，以及自己受邪恶之人陷害的情形。诗中包含了对司马氏陷害无辜的愤怒和抗议。(嵇康今存诗五十三首,其中四言三十三首,五言九首、六言十首。)《文心雕龙•明诗》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嵇诗多慷慨疾世之激情，他要超脱尘世，是对现实环境的反抗，便形成“清峻”的风格；阮诗辞义隐晦，情志却极能感人，但此情的表达非讦直显露，而是隐晦曲折，因而不仅情趣高朗，且艺术手法极妙，此即“阮旨遥深”之缘由。
嵇康诗歌成就不如阮籍，但就散文成就而论 ，又在阮籍之上。《与山巨源绝交书》是散文史上的名作。全文用辛辣尖锐的语言，拒绝司马氏的拉拢，其中“七不堪”“甚不可二”一段，为全文的核心内容。文章写得态度严峻，语言深长，它不象阮籍的文章那样隐晦，而是锋芒毕露，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由此可见二人性格的不同。全文词气雄放，自然流畅，为魏晋散文杰作。
正始时，有一文人团体，叫做“竹林七贤”。嵇康寓居河南山阳时,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阮籍兄子）、王戎、刘伶等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些人都饮酒,放纵,蔑视礼法。“七贤”当以阮、嵇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以隐蔽的手法表现苦闷的心情，表露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但虚无成分仍很重,这种诗风,后人称为正始体。其中如向秀的《思旧赋》、刘伶的《酒德颂》，历来为人传诵。向秀的《思旧赋》为思念故友嵇康、吕安，向曾与嵇锻铁，又曾与吕安灌园。嵇、吕被杀，向摄于司马氏威势,被迫赴洛阳应郡举，应举归来,过山阳嵇康旧居，有感而作此赋。鲁迅说，此赋几乎是刚开始便结束了，原因是当时政治的极端黑暗和恐怖。
阅读篇目：
曹操：《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龟虽寿）
曹丕：《燕歌行》
曹植：《白马篇》、《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
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
蔡琰：《悲愤诗》
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参考书目：
《曹操集》，中华书局
《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曹诗选》，余冠英，人民文学出版社
《阮嗣宗咏怀诗注》，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晋风度及文章及酒之关系》， 鲁迅《鲁迅全集•而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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