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12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考前复习资料
福师12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考前复习资料时代的发展呼唤和孕育着文学的变革 FAQ
一、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
1857年，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在上海创刊，1872年，中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申报》创刊，这标志着现代传播媒介开始在中国扎根。满清王朝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也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维新时期发生过作用的报刊传媒 ，在清末的十年里有了相当的规模 ，在民国初年更有着巨大的发展。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民营出版业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它给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的、理性的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现代性实现的机会。总之报刊繁荣引发的是报纸副刊与专门性文学杂志的出现，是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这一切初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的形成，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外国教会、文化势力的入侵，中国出现了一部分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既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同时也去掉了他们的功名之累。1907年，新创办的《小说林》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又标志着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这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障。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在科举仕进与入幕帮闲的传统道路之外，又有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正是这些使中国的读书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的作家职业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由此有了创作队伍的保证。
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同时，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都市的出现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人数不少的市民阶层，新式学堂的兴起培养了大批不同于传统的“读书”人。不断壮大的城市市民阶层连同新式学堂的学生，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受众队伍。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报刊的繁荣，文人们的策论正逐渐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的接受也开始由听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
二、为什么说异域文学的营养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随着海禁洞开，西学东渐，外国书籍输入中国日益增多，外国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在社会上的影响开始不断扩大，西方的现代文明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日益增强。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运用中国前辈的思想资料，而且还吸收、运用外国资产阶级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说，作为论述问题，主张变革图强的理论依据。这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的：海禁未开、西学未兴之前，“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随着海禁既开，西学输入，“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 于是以其极幼稚之 ‘西学' 智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 别树一派， 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清代学术概论》）。
在这个历史性进程中，翻译界的努力无疑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当进步的知识分子向外界寻觅革新的参照时，翻译成了连接的桥梁而提到近代的翻译，有两个文化名人不能不提到，他们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的翻译为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及其理论依据，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启蒙作用那么林纾的翻译则为国人打开了了解其它民族生活状况和思想观念，了解外国文学状况的窗口，它不仅影响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理念，而且影响和推进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历史性进程。他的这种贡献后来受到了许多五四文学革命领导者以及现代著名作家的充分肯定。
除了产生较大影响的小说翻译，诗歌的翻译和戏剧的引进也积极地进行着。诗歌方面，1898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连带翻译了原著所引的英国诗人蒲柏和丁尼生的诗歌片段。接着，梁启超翻译了拜伦长篇叙事诗《唐璜》中《哀希腊》两首。到后来1917年的文学革命倡导之前，单是拜伦的《哀希腊》就又有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的翻译。除了拜伦，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人还翻译了歌德、雪莱、彭斯、丁尼生、勃朗宁等外国诗人的诗作。
戏剧方面，外国的戏剧也在清末民初被引入了中国。后来，春柳社翻译并演出《茶花女》、《鸣不平》、《热血》等不少外国戏剧，其它剧社也紧随其后，上演了《威尼斯商人》、《训悍记》、《错误的喜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雅典的泰门》、《麦克白》、《哈姆雷特》、《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奥赛罗》等外国戏剧三十多部（郑正秋主编、冥飞辑述：《新剧考证百出》）。1908年李石曾翻译出版波兰名剧《 夜未央 》和法国名剧《鸣不平》（王卫民：《中国早期话剧选•序》），接着《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及《新青年》等刊物也竞相发表外国剧作。
其它方面，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出使、游历日本与西方各国时也接触和了解到外国文学在“语言”、“文思”应用方面的特点，并撰文向国人介绍。王国维则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引入了叔本华与康德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在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中国的大门虽然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已被打开，但西方国体政制的书籍文典、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文学作品）著作大量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则是在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大门实际上到九十年代才真正地被打开。
这样，近代初期主张文学主变敢逆、经世致用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只能以我国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思想资料作为依据的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主张文学变革的进步知识分子除继承运用我国进步思想家的思想资料外，将吸收运用来自异域思想观念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观念和文学作品的大量引进，必然对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促进作用。有了外国文学这一有益参照，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可能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开拓新的思路，他们才能“眼底骈罗世界政治之同异，脑中孕育二十世纪思想之瑰奇”（梁启超：《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在文学创作上和文学理论的阐述上也才能做到“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横绝东西球”（丘逢甲：《说剑堂题词为独立山人作》）。所以说异域文学的营养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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