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政思想中蕴含的公共性、公正性
一、孔子为政思想中蕴含的公共性、公正性孔子反对苛政、暴政，肯定民生，强调富民、惠民与教民，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而且要取信于民。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他对冉求说的这番话，是针对春秋末期季孙氏等新贵之暴富而提出的，意思是说，各诸侯或大夫，不必着急自己的财富不多，而需要顾虑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均，那会导致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的颠覆。若是财富平均，消灭了贫穷，境内团结、平安、和睦，不仅不会倾危，而且会有远处的人来归服于你。孔子的“富民”说与“均富”论，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以仁爱思想为中心的政治主张。
第一，孔子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私利，强调民生问题，并以之谓为“公”。www.ap5u.com
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悦）。”（《论语•尧曰》20•1）据杨伯峻，“信则民任焉”为衍文，是因《阳货》篇“信则人任焉”的误增。但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强调了治政者必须重视老百姓的事，尤其是吃饭、安葬等生死之事，要宽厚待民，提到“公”（即公平、公正）的原则，指出办事“公正”才能使老百姓高兴。孔子重视百姓及其吃饭与生死问题。民以食为天。在孔子看来，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很重要，而死后的安葬与祭祀也很重要。孔子希望统治者不违农时，使百姓维持生活、生产，有一定的生活保证。故我们尤其要重视“公则说（悦）”的“公”的意涵。同篇记载：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20•2）
孔子论五种美政、四种恶政，特别反对暴政苛政，不教而诛，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作为首要的原则，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小民，又强调了为政者的庄重、宽厚、廉洁、施惠及责任与信用，实已触及到对待公权力的态度、公权力运用的正当性，以及公权力对小民私利的保护。孔子在礼治秩序下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命题。施恩惠于民，养育人民，按正路有道义地使用民力，珍惜民力，不浪费资源。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珍惜民力、保护民生的重要内容。孔子反对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态度谨慎地使用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安民济众、百姓平安为根本目的。孔子重视为政者不与民争利，强调公权力应维护民利，给人民以好处与实惠。治政者的智慧是，从实际出发，因顺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有利，这就是给人民以好处而政府却可以不耗费或少耗费资源。因为传统社会的治政者常违背农时，征调老百姓服劳役，有大量旷夫怨女。农业社会使老百姓不能种不能收，那以什么为生呢？故孔子讲，选择可以劳动的时间、条件与人员，再去劳动他们，又有谁来怨恨呢？
孔子认为，良好的政治是富民的政治，故其治政方略是三个大字----“庶、富、教”：“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13•9）。孔子强调民生问题，老百姓吃饭问题，主张藏富于民并教化人民。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的综合性来考虑，孔子提出了“庶、富、教”三个字的治国方略。在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当时，人是主要的生产力。人口多一点，是社会稳定繁荣的标志。没有战乱的地方，容易招徕百姓。民生好一点，社会秩序好一点，人口蕃衍，人的再生产也繁荣一些。首先使老百姓安宁、富裕起来，然后使老百姓受到良好的教育，提升人民的质素。对此处庶而后富，富而后教，与前引《尧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材料，我们联系起来看，足见孔子并不抹杀民众、百姓之私利，特别是基本的生存权，这应该是清楚无疑的。
有子在税收政策上，主张十一税（徹），批评鲁哀公的横征暴敛，提倡藏富于民：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徹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12•9）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12•7）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14•42）
第二，针对世卿世禄的制度，孔子的主张从民间“举贤才”与“有教无类”，开放教育与政治，此即机会公平与公共权利向民间敞开的大事，也即肯定民众的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的权利。此为最具有正义性、公共性的遗产。
“举贤才”（《论语•子路》13•2）是我国远古以来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的经验的积累。在提拔管理人才上，孔子一贯主张“举直措诸枉”，即把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之上。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2•19）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12•22）
推选民间草根的人才，用于治理公共事务，增加民间性与政治活力，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孔子师徒的贡献不仅停留于此，他们把王宫之学下移到民间，开创了我国教育制度与文官制度建立于民间的先例。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篇》15•39）受教育者没有贫富、地位、地域等等的区别，收一点见面的薄礼就可以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7•7）此即“有教无类”。“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19•13）这当然是针对“不学而仕”、“学不优而仕”、“学而优不仕”的状况而言的。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极其重要，他向民间开放教育，办私学，把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这是打破世卿世禄制，使国家得以“举贤才”的基础。公平首先是机会的公平。孔子还提倡量才录用。孔子的思想与实践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教育制度与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不仅功在千秋，而且利在当代。传统社会民间草根、布衣及其后代，农家子弟可以参与各级政治，甚至最高政治，得益于孔子、儒家的理念。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思想，这很了不起。试问，与孔子同时并世的古希腊、古印度的思想家有这些看法吗？
第三，孔子不反对私利，但反对以权谋私。
孔子不仅不反对老百姓的私与富，也不反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私与富。如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7•12）又说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仁则屡中。”（《论语•先进》11•19）“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8•13）孔子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强调取之以道，得之以礼（《论语•里仁》4•5）。
冉求做季氏的家宰，为之搜括、敛财，孔子让学生批判他。“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11•17）此指鲁哀公11至12年间，季氏要增加赋税，派冉求徵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但冉求仍听从季氏，实行田赋制度，加重盘制百姓。
对于社会上层官员，以及准备做官的弟子，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7•36）戒奢以俭，宁可贫赛，不可富而骄纵。孔子讲：“仿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4•1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4•16）。这并不是他不肯定私利，他只是告诫在位者不要利用职位、权力去谋取个人利益，希望官员晓明道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14•12），以义来指导利。当时的卿大夫不但贪污，而且奢侈成风，孔子“以廉风贪，以俭风侈”，故以卫国公子荆来讽喻在位者。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子路》13•8）
第四，儒家的责任伦理、信用品性，主要是要求为政者、士大夫的。儒家资源中的责任伦理、人格信任、廉洁奉公，是作为公共事务中的道德品格。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吏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13•19）严肃认真地从事公务，忠实于职守，这已经近乎‘仁’德。“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13•1）“先之劳之”，即“先有司”（《论语•子路》13•2），有职务的、管事的人必须勤劳，带头。“先之劳之”，“无倦”，即服务大众，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勤政爱民，劳而无怨。“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5•16）这是借歌颂子产申言官德，强调的仍是庄严恭敬，认真负责。“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17•6）这里把恭、宽、信、敏、惠等五个方面，即庄敬自重、宽宏大度、诚实守信、勤劳敏捷、慈心施予，作为“仁”的内涵与官德。孔子讲“仁”，主要是针对有禄位的诸侯、卿、大夫、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是对官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要求。
第五，君臣的权责，相互的要求，含有政治分工与制约的萌芽。
礼治不是单纯的德治与法治。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子路》13•3）孔子强调正名。子路认为老师太迂腐了。其实孔子说的并不迂腐。他的意思是，管理者既负有责任，就一定获得某种授权。而一定的名份就标志着他获得了相关职位的授权，因而有了一定的责任。一定名份规定了其职责，规定了所管理事物或对象的范围、界限与责任。权与责，名份与实务要一致。我们说话要恰如其分，这样才能办好事，才能振兴礼乐文明，使刑罚公正合理适当，这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手足无措了。官员要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说话不能太随意。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12•11）孔子对齐景公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也是正其名，使名与实匹配，权利与责任、义务相符合，以及管理的层次性与秩序性。孔子在这里就有层次、秩序、原则、规范的管理思想，要求不越权，层次分明，分级管理。这都是公共性的内涵。
就臣道而言：“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15•38）“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14•22）此即“事君有犯而无隐”的先导。以臣事君，不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孔子也强调：“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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