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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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9 09:44: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
朱 州,赵国昌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在估计高等教育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时会同时面临生存数据结构(Duration data)与内生性问题,以往文献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方法,本文设计了一种计量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将该问题等价转化为研究在给定年龄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从而将数据转化为一个单方向截尾的数据结构并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然后用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相应地,大专、本科教育会将初婚年龄推迟4.5和6年。由于女性生育存在一个最佳的年龄阶段,因此该推迟效应可能会严重影响生育率和母婴健康。另外,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推迟的效应大于女性,对非农业户口的影响大于农业户口,在东、中、西部地区没有差异。本文发现这种推迟效应主要是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上大学只是推迟婚姻,而不是终身不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人口与较低教育人口的最终结婚率几乎没有差异。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群体仍然具有较高的结婚率。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降低他们步入婚姻的经济成本,延缓这种婚姻推迟的趋势。
【关键词】高等教育;初婚年龄;高考扩招;IV-Tobit模型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适婚人群(20-45岁)的初婚年龄推迟已是不争的事实。[1]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已经从1990年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初婚作为个体婚姻和生育行为中的重要起点,加之女性25-29岁最佳生育期的存在,初婚年龄的推迟会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自从1999年高考扩招以来,我国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数量和比例也越来越大。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婚龄适龄人口(20-45岁)中,大专以上学历总人数由1990年的1 155万上升到2010年的5 943万,20-45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990年2.8%上升到2010年的15.5%。相对于其他群体(比如高中生),大学生在校就读时间更长。接受高等教育会客观延迟大学生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也可能改变对婚姻的态度和偏好,从而可能造成初婚年龄的推迟。因此,研究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是必要的。本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5年数据①CGSS没有公布2014年数据。,分别用生存分析方法、Tobit模型估计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推迟作用。由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自我选择的,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用是否在高考扩招前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即接受大专、本科教育初婚年龄会相应推迟4.5、6年;从性别角度来说,高等教育对女性的初婚推迟效应小于男性。本文还发现这种推迟效应主要是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而且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普查数据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只是推迟结婚,而不是终身不婚。研究结论表明,人口队列中高等教育比例提高确实是造成我国初婚年龄推迟的一个重要原因:高考扩招约贡献了1990年到2010年我国人口初婚年龄整体推迟效果的27%左右。
以往的研究往往多集中于探讨高等教育对结婚率的影响。比如张溢基于贝克尔的婚姻市场理论,利用2002-2006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30-35岁人群中高教育水平女性的未婚率总是高于低教育水平的女性,而男性的情况则恰好相反。[2]吴要武、刘倩通过对人口普查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高校扩招对中国的婚姻市场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25-34岁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结婚率均大幅度下降,尤其女性下降幅度更大。[3]总的来说,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结婚概率更高,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会增加婚姻匹配失败的风险。基于两点原因,我们认为研究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首先,我国是一个普婚型国家,相较于欧美等工业化国家,各个学历层次的结婚率都比较高。从1990、2000、2010、2015年人口普查时点适婚年龄队列的已婚比例可以看出,相对于1990年,2010、2015年我国人口队列的最终结婚率仅仅是略有下降,最终结婚率还是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35岁、40岁时的已婚比例分别为95%、97%左右(见图1)。其次,相对于结婚率的下降,我国的初婚年龄推迟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从图1可以看出,相对于结婚率的微弱变动,从1990-2010年我国20-35岁年龄段的适婚人口初婚推迟非常明显,尤其是在30岁之前。实际上,以往文献发现35岁以前高等教育学历结婚率更低,更多的是反应初婚推迟现象,而并非终生结婚率的下降。大学生作为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在校接受教育时间更长,会客观延迟其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有理由相信其婚姻推迟会更严重。另外接受高等教育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结婚观念,尤其在人们印象中似乎在大学生中更容易出现大龄未婚情况。因此研究上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是必要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也有少量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与本文类似的当属宋健和范文婷,[4]她们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用二元Logit模型分别对20-44岁、20-29岁、30-44岁三个年龄段估计了高等教育对青年初婚可能性的影响。基本发现是高等教育推迟了初婚年龄,尤其不利于30岁以上女性进入婚姻。实际上要探究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会同时面临生存数据结构和内生性问题。显然,宋健和范文婷采用的二元Logit模型无法解决生存数据结构和内生性问题。总之,由于同时存在生存数据结构和内生性问题,以往文献无法估计出上大学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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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人口中各个出生队列的结婚比例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本文用IV-Tobit模型第一次直接估计出高等教育的初婚推迟效应。实际上面对初婚年龄这种生存数据问题,以往文献一般都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尤其多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研究。但该模型无法解决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计量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将该问题等价转化为研究在给定年龄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将数据转化为一个单方向的截尾数据结构,从而可以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由于给定年龄时的已婚时间与初婚年龄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我们只要估计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就能估计出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本文的这种计量策略设定对于解决其他类似具有内生性的生存数据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本文用高考扩招这一准自然实验来解决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来量化评估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一般认为1999年扩招的目的主要包括缓解就业压力、为了应对未来产业升级而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亚洲金融危机后刺激经济发展等。[5-7]由于这是一个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相对于个人来说是外生的。由于CGSS数据提供了各个学历群体的毕业年份信息,从而可以得到每个个体实际参加高考或者应该参加高考的年份信息。本文用是否在1999年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来解决面临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还发现高等教育造成的初婚年龄推迟,主要是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而且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大学只是造成初婚推迟,而不是终身不婚,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人群的最终结婚率还是很高的。应该说“剩女”问题反应的只是一种初婚推迟。
二、文献综述
以往的研究集中于探究高等教育对结婚率尤其是女性结婚率的影响。关于高等教育对女性结婚率的影响从理论层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结婚率较低。该观点当追溯到Becker的性别专业化和交换模型。[8-10]Becker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技能互补,男性在工作中有相对优势,女性则在家务劳动上有相对优势①最早提出用性别角色分工理论解释婚姻形成的是社会学者Parsons(1949),Becker的理论是在其理论上进行了加工和阐释。。教育水平更高的女性相对来说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劣势,在传统的家庭分工下,从婚姻中获得收益相对较小,从而高等教育会使得女性的结婚率下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种理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11]最大的挑战在于发达国家很多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女性结婚率更低。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会提高女性结婚率。以Oppenheimer的“婚姻职业进入”理论为代表,该理论强调了经济因素对女性进入婚姻的重要性。[12-14]该理论认为男女两性都有各自的职业,经济相对独立。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取代传统的个人相貌和家庭社会背景,成为婚姻选择的标准。对于男性婚姻行为,现有理论观点都统一发现高等教育会增加男性的结婚率,主要是由于一直以来,男性的经济因素对其进入婚姻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基于两点原因,我们有必要考察我国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段的影响。一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是一个普婚型国家,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年满30岁、35岁人口队列的结婚比例分别在85%、95%以上。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最终结婚率也与整体结婚率一致,40岁以上的结婚率都在95%以上①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结婚比例最低的是文盲。2010年35岁、40岁的文盲结婚比例分别为80%、85%,这个群体结婚比例偏低主要是因为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并非不愿结婚。。二是近年来我国初婚年龄的推迟变得十分严重,大量大龄未婚青年的出现实质上是一种初婚年龄推迟,而不是结婚率下降。大学生作为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在校接受教育时间更长,高等教育也可能会影响其对婚姻的态度和偏好,从而延迟其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因此有必要探究上大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那么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首先,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也客观造成了初婚年龄的推迟。[15]从这点来说,接受高等教育会使得两性的初婚年龄都推迟。对于女性大学生的初婚年龄,Becker和Oppenheimier的观点相反。Becker指出由于高等教育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预期收益更高,在操持家务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职场中,因此高等教育会推迟女性的初婚年龄。而按照Oppenheimier的婚姻职业进入理论,由于高等教育女性在劳动市场上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能够较早达到婚姻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因此高等教育可能使得女性较早进入婚姻。对于男性大学生,两种理论都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会提高男性的经济条件,更早积累到进入婚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从而高等教育会使得男性的初婚年龄提早。总的来说,现有理论关于高等教育是否推迟初婚年龄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近年来国内也有少量学者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比如刘爽、高华用生存分析方法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用2010年CGSS数据探究了不同人口出生队列的初婚风险,发现个人层面的教育水平对初婚推迟影响显著。[16]吴要武、刘倩发现大学扩招后25-34岁大学生的结婚比例下降,尤其女性大学生下降比例达到12.8%。[3]由于要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需同时面临生存数据结构和内生性问题。而适用于生存数据的生存分析方法,比如常用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无法解决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以往文献都无法直接估计出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根据对文献的梳理,本文是第一篇直接分析高等教育影响初婚年龄的文献。本文用是否在1999年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量化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并对背后的机制进行检验。
三、计量方法和识别策略
由于本文探究的是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会面临一个生存数据(Duration data)问题:即在调查结束时点,有的观测样本初婚事件还没有发生。[17]生存分析方法(Survival analysis)适用于处理截尾数据问题。其中Kaplan-Meier方法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数据信息,描述这种截尾数据的无条件分布特征,避免出现系统性偏差。因此,本文首先用Kaplan-Meier方法来描述不同学历的初婚年龄的分布特征。[18]生存分析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可以在不删除截尾数据的条件下,探究影响事件发生的各种因素,是生存分析中的常用方法,适用于研究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Cox模型的基本设定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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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表示影响因素,h( )t,x表示各影响因素给定时的风险函数,h()0表示各个协变量都取值为0或者标准状态下的风险函数①基础风险函数一般都是未知的,因此Cox模型适用于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不适合估计生存率。。相对于其他对基准风险函数进行不同参数设定的参数分析方法,比如Exponential模型、Weibull模型等,Cox不需要估计基准风险函数,是一种半参数方法,只要求时间函数和基准时间函数平行就好。这一方法也常被学者们拿来研究婚姻相关的问题,比如刘爽、梁同贵等。[16][19]但接受高等教育与否并不是随机决定的,面临着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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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高考年份对应的高等教育比例及扩招前后参加高考的队列的初婚年龄比较
注:两个图所用数据都来自CGSS 2010-2015,都只包括了高中及以上样本,与文章后面回归分析所用数据相同。图2b中为了减小不同队列对初婚年龄造成的影响,我们只选取1999年扩招时年龄在15-25岁的样本。
而Cox模型假定解释变量都是外生的,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借助IV-Tobit模型来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首先,本文将该问题转化为一个等价问题:研究在年龄给定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在年龄给定时,已婚时间越长,初婚年龄越小。从而将一个结尾数据(censored)问题转化为一个单边截尾数据结构,这种数据结构适用于Tobit模型进行分析。其次,本文借助于高考扩招来解决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1999年中国教育部出台了《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到2010年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达到15%。结果当年大学招生人数较1998年增长了47%,之后数年其增长率虽然逐年降低,但在2000-2007年的8年间仍然维持在20%左右。高考录取比例也从1977年的4.3%,上升到1998年的34%,[20]到2015年已经达到了74%。由于高考扩招是国家层面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而做出的战略决策。[5-7]相对于个人来说是外生的,因此我们可以借助高考扩招政策来解决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是扩招后参加高考的队列比扩招前参加高考的队列上大学概率要高。图2a可以明显看出扩招后参加高考的队列上大学概率要高,这表明我们的工具变量构造是有效的。图2b表示的是扩招前后参加高考队列之间的初婚年龄的差异分析(结婚风险的K-M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扩招后参加高考的队列的平均初婚年龄要高于扩招前的队列。相邻队列之间的初婚年龄段的差异就很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差距带来的。IV-Tobit模型的估计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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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yi表示截止调查时点的已婚时间;Eduyrsi表示接受教育年限,这里不用是否上大学的类别变量是因为IV-Tobit模型只能处理连续变量的内生性问题;excessi表示的是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Eduyrsi的工具变量;μi和εi分别是已婚时间和教育年限的误差项。
总之,本文首先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探究接受高等教育对初婚事件发生概率的影响,然后用IV-Tobit模型来克服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分析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四、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本文所用的是2010、2011、2012、2013、2015年数据①后面我们也加入了2008年数据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是一致的。2006年及以前的数据由于最早受影响的本科生毕业才3年左右,不足以进行婚姻行为分析。。总共有51 573个样本,接下来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筛选。首先剔除了年龄在20岁以下样本,因为根据我国法定结婚年龄最小为20岁,同时删除了年龄在50岁以上的样本(25 133,占总样本48.7%),根据我们的数据显示,初婚年龄在50岁以上的概率非常小,因此50岁截止时绝大多数样本的初婚年龄已经完全可以观察到。由于要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初中及以下的样本不适合作为对照组,因此进行了剔除(15 442,占总样本的29.9%)。接下来还删除了学历、初婚等重要变量缺失或者异常值。最终剩下了8 026个样本。
表1 描述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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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 <0.1,**P <0.05,***P <0.01,下同。
(二)重要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相对于高中样本,大专及以上样本的平均已婚时间显著要少6.3年左右,这与我们的经验是相符的。另外,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父母教育水平要显著高于高中样本。在年龄方面,大专及以上样本的年龄显著低于高中及以上样本,这主要是因为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大学生的比例迅速增加。因此,越年轻的队列中(20岁以上)大学生的比例越高(见表1)。
五、估计结果
(一)生存分析结果
我们将分别使用Kaplan-Meier方法和Cox模型探究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图3是高中、大学(大专和本科)的分组结婚风险分析,其中Y轴表示的是未婚率,X轴表示截止观察时点的年龄。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接受高等教育增加了大学生的未婚风险,这种差异一直到30岁以后才开始缩小。因此,Kaplan-Meier的分析结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确实增加了初婚风险,量化分析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影响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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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初婚年龄生存分析图
本文显示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表示。其中第1列是基础回归,只控制了性别、调查时的年龄等个人信息,并且控制了样本所占的观测年份。第2列加入了父母的背景信息:父母教育水平。第3列和第4列是将样本限定在30岁及以上,观察0-30岁这个时间段内结婚事件发生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观测时间段保持一致,降低不同队列(cohort)的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会使婚姻事件的发生概率变为以前的exp(-0.478)≈0.62,即初婚概率下降38%。在加入父母的控制信息后,这种影响有所减小,但估计系数都稳定在0.4左右。另外,估计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的初婚发生概率要高50%左右。[21]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初婚风险越低,这与以往文献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2 Cox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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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ox模型中将出生到初婚年龄之间的时间段定义为生存时间,是否初婚定义为事件,基于偏最大似然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在出生队列层面进行了积聚处理。
(二)IV-Tobit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生存分析方法无法解决面临的内生性问题。这里借助于IVTobit模型解决这个问题(见表3)。[22-23]而 IV-Tobit模型只能用于结果变量有上下确界的情形。如果因变量依然是初婚年龄,由于我们的工具变量基于高考年份,而高考年份又与出生年份高度相关,因此无法直接使用IV-Tobit模型。这时将截止调查时点的已婚时间作为结果变量,这样所有的观测都面临一个左侧截断(cen⁃sored):即对于已经结婚的,其已婚时间是调查年份减去结婚年份;对于尚未结婚的,已婚时间为0。[24]由于 IV-Tobit模型要求内生变量必须是连续变量,因此将教育水平用教育年限表示(高中12年、大专15年、本科16年)。
表3 IV-Tobit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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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是稳健标准误,其在出生队列层面做了积聚处理。
表3第3、4列给出了IV-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为了形成对照,表3第1、2列给出了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在用IV-Tobit模型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系数显著变化:从-0.43变为了-1.55。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上一年大学,截止调查时点的已婚年限要下降1.5年左右。换句话说,接受高等教育会延迟初婚年龄4.5年或6.0年。
(三)机制分析和扩展分析
1.高等教育仅仅是因为在校时间长顺延了人们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吗?
上大学带来的初婚延迟是否仅仅是一种顺延?即仅仅是因为在校就读时间更长造成了初婚年龄的推迟?检验该假设的基本逻辑是如果多接受一年高等教育带来的婚姻推迟显著大于1年,我们认为不仅仅是一种顺延。我们使用表4的估计结果进行了计算,对应的t统计量为(1.55-1)/0.47=1.17,在20%水平上都不显著。因此,检验结果无法拒绝大学生初婚年龄推迟仅仅是上大学带来的顺延这一机制。换句话说,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教育时间的延长推迟了人们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或许会改变人们的婚姻观念,但是这种改变对初婚年龄的改变并不显著。
2.初婚推迟还是终身不婚?
上面的分析结果告诉我们高等教育主要由于在校教育时间较长从而推迟了初婚年龄,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带来的初婚推迟到底反应的是初婚延迟,还是终身不婚?如果是终身不婚,那么高等教育学历的结婚率会比其他学历群体(比如高中、初中)的最终结婚率低。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追踪样本中的大学生的最终结婚比例,比如在45岁时的结婚比例。但我们可以用最近几次的普查数据做一个验证(见图4)。1990、2000、2010年人口普查时点各年龄段的大学(大专和本科)毕业生的已婚比例显示2010年我国大学生的最终结婚率还是很高的。大学生在35岁时的已婚比例达到90%以上,在40岁以上的结婚率超过95%。大专、本科学历群体在35岁、40岁时候的结婚比例与高中生群体、整体是一致的(见图5)。而且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5年的人口小普查数据时点我国35岁、40岁以上群体的整体结婚率相对于2010年并没有下降。因此,上大学只是让初婚推迟,并没有降低结婚倾向。应该说,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仍然保有结婚的传统,即便接受了高等教育,仍都有比较高的结婚意愿。目前社会中热议的剩女问题反应地更多是一种初婚推迟,她们的最终结婚率还是很高的。
表4 异质性分析——分样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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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是稳健标准误,其在出生队列层面做了积聚处理。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分别从性别、户口①由于没有结婚前户口或者出生时父母的户口信息,因此这里的户口指的是当前本人户口信息。、区域三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见表4)。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前面的结论,即接受高等教育确实会延迟初婚年龄。具体而言,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男性、女性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其表明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更大,对女性的初婚推迟效应更小:一年高等教育推迟男性初婚年龄2.20年,推迟女性初婚年龄1.19年。这个结果说明虽然高等教育会提高女性的独立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婚姻对于我国女性仍然非常重要,她们对婚姻仍然持有正面、欢迎的态度。尤其是在传统婚姻压力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尽量会在沦为“大龄剩女”之前结婚,因此实际上30岁以上未婚的高等教育女性所占比例很小。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男性则由于传统习俗要为步入婚姻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因此需要在大学毕业后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结婚,结果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年龄段的推迟效应更大。
第3列和第4列是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别回归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人群的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非农户口,接受高等教育对农业户口的大学生初婚年龄影响更小。这很大程度上与这两类人及其周边人群的婚姻观念和生活成本相关。
第5列和第6列分别是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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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各个出生队列大学生的已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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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年普查时点各出生队列的学历群体的结婚比例
六、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15年数据,分别用生存分析法中的Kaplan-Meier方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基本发现是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推迟效果。而且对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推迟效果大于女性大学毕业生。由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自我选择的,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用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果。估计结果显示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相当于大专、本科毕业的初婚年龄会比高中毕业分别推迟4.5年和6年。考虑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存在,初婚年龄推迟4-6年势必会造成初育年龄的推迟以及出生率的下降。本文还发现这种推迟主要是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
本文的贡献在于两点。一是本文用高考扩招这一准自然实验来解决面临的内生性问题,用IVTobit模型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以往的文献往往都没考虑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本文还检验了高等教育推迟初婚年龄的机制,发现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校学习时间延长造成的顺延。当然本文还存在其他一些不足,比如由于我们没有结婚前工作城市以及安家城市的信息,因此我们很难估计出房价等因素对于初婚年龄段的影响。另外数据中研究生的人数较少,因此无法估计研究生教育对初婚推迟的影响。随着以后数据的可得性越来越高,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我们的研究结果?首先,高考扩招政策导致的人口队列中高等教育比重提高确实是造成我国初婚推迟到的重要原因。从1990年到2010年,我国适婚人群(20-45岁)中高等教育比例从4.3%上升到了15.4%,根据前面IV-Tobit模型回归结果,每一个大学生相比于高中生的初婚年龄会推迟大约5.25年左右①近十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毕业生中普通专科和普通本科的比例在1∶1左右。因此,按照1∶1的比例计算出来上大学相对于高中毕业生平均初婚推迟为(4.5+6.0)/2,约为5.25年左右。当然,相比于高中及以下的群体,初婚推迟要大于5.25年。。而1990年到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初婚推迟约为2.1年,因此高考扩招导致的适婚人口中高等教育比例提高带来的初婚年龄的推迟至少占整个人口队列初婚年龄推迟的27.3%左右。可见,高考扩招政策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初婚年龄推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对于女性来说,由于最佳生育期的存在,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会直接影响到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质量。而且随着未来我国人口队列中高等教育比例越来越高,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来降低这种初婚推迟的影响。对于刚进入大学学习的大专生和本科生来说,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因此政府采取鼓励在校生结婚的政策来延缓初婚年龄的推迟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为在读研究生尤其是为博士研究生进入婚姻创造合适的条件是可行的。
最后,由于从1990到2010年我国初婚推迟现象非常明显,而高等教育比例的上升大约只能解释其中的27.3%,相信这种初婚推迟的背后还隐藏着除了高等教育以外的其他重要因素,比如房价、工作时间等因素,是这些因素造成了适龄人口整体的婚姻推迟。因此政府应该从这些原因入手,积极采取措施减缓初婚年龄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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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Higher Education Delay the Age at the First Marriage?——Estimate Based on the IV-Tobit Model
ZHU Zhou,ZHAO Guoch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Sichuan,611130,China)
Abstract:It is usually hard to estimate the causal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age at the first marriag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endogeneity problem in a duration data.In this paper,we try to solve this prob⁃lem using IV-Tobit model to a transformed data.First,we transform the research question on th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years since the marriage till the survey year,which is censored from the left.Sec⁃ond,we use Tobit and IV-Tobit model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years since the mar⁃riage.Using the natural experiment,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since 1999,as the instrument,we find that higher education delays the age at the first marriage.Compared to the case had not admitted to colleges/universities,one additional year of higher education postpones the first marriage by 1.5 years.This corre⁃sponds 4-6 years postpone of the age of the first marriage due to the higher education.Given that there is an optimal fertility age period for women,this 4-6 years of postpone may have a strong negative effect on fertility and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In addition,we find the delay effect is stronger for the male than fe⁃male,greater for the non-agriculture Hukou than agricultural Hukou,and has no difference across regions.We also find that this delay effect is mainly due to the extra years of higher education,and does not find higher education changes the willingness to marry.Different from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the higher edu⁃cation group of China remains a high marriage rate.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de⁃crease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ir marriage and slow down their marriage delay trend.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the Age at the First Marriage,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IV-Tobit Model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9.02.001
【文章编号】1004-129X(2019)02-0005-12
【收稿日期】2018-1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项目: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收益率与个人教育投资:一个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的理论和实证分析(71603215)
【作者简介】
朱 州(1989-),男,湖北荆州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赵国昌(1981-),男,陕西咸阳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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